高陽負責審核江北幾個地市的名單。他看到了青州紡織廠——在第一批關停名單上。周明的名字寫在廠長意見那一欄，只簽了一個字：“同意。”
他盯著那個“同意”看了很久。他想起周明說的話——只要廠還在一天，就不能讓工人沒飯吃。現在周明簽了“同意”，說明他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拿起電話，撥了青州紡織廠的號碼。
“周廠長，我是高陽。”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小高，好久沒聯系了。”
“周廠長，我看到名單了。青州紡織廠在第一批。”
“嗯。”
“您……同意了？”
周明在電話那頭笑了。那個笑聲很短，很輕，像嘆氣。
“不同意又能怎么樣？設備太老了，產品賣不出去，銀行也不貸款了。硬撐著，只能越虧越多。早關早解脫。”
“工人呢？怎么安置？”
“省里給了政策，每人按工齡補償。一年的工齡補一千二。廠里還有七百多人，平均工齡二十五年，每人三萬塊。三千多人，九千多萬。省里出一部分，市里出一部分，廠里再湊一部分。”
高陽算了一下。三萬塊，二十五年工齡。一年一千二。王德厚要是還活著，三十年工齡，三萬六。陳秀英，二十三年工齡，兩萬七千六。
“周廠長，夠嗎？”
周明沒說話。過了很久，他說：“不夠。但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掛了電話，高陽坐在辦公室里，很久沒動。窗外是省城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見煙囪。省城沒有煙囪。那些煙囪都在下面，在青州，在江州，在那些老工業城市里。它們冒著煙，或者不冒，戳在那兒，像一根一根的骨頭。
他把青州紡織廠的關停方案放在桌上，看了又看。方案寫得很規范——企業概況、關停理由、資產處置、人員安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一項一項，清清楚楚。他在“審核意見”一欄寫了幾行字，大意是“同意關停，建議妥善安置工人，爭取省里資金支持”。
寫完之后，他把方案放在待批文件的最下面。
那天晚上，他回了宿舍，從抽屜里翻出那兩雙鞋墊。陳秀英送的，繡花的，針腳很密。他一直沒舍得穿，用報紙包著，放在抽屜最里面。
他把鞋墊拿出來，看了很久。然后放回去，關上抽屜，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車聲。
省城的夜很吵，不像青州。青州的夜里只有機器的聲音，嗡嗡嗡的，像心跳。
高陽到江州的第三個月，機械廠的機器終于重新轉了起來。
那天他站在車間門口，看著那臺老樣機緩緩啟動，鑄鐵的飛輪從靜止變成模糊的圓，皮帶摩擦著輪緣發出吱吱的聲響，然后一切都匯入那個低沉的、持續的嗡嗡聲里。劉志遠站在操作臺前，雙手撐著機身，肩膀微微發抖。侯德貴蹲在機器后面，耳朵貼著護板，像醫生聽診一樣聽著內部的動靜。李建國站在物料架旁邊，手里攥著一根鐵棒，隨時準備別住飛輪——這是老車工的規矩，新修好的機器第一次試車，必須有人站在緊急制動的位置上。
機器轉了五分鐘。劉志遠沒有喊停。侯德貴從機器后面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灰，說了一句“穩了”。李建國把那根鐵棒放下，走到窗戶邊，點了一支煙。他的手在抖，煙頭的灰掉在窗臺上，他也沒彈。
高陽站在門口，一直沒動。他聽著那個嗡嗡聲，想起青州紡織廠的細紗車間，想起那些女工在機器間穿梭的身影，想起王德厚說的“這廠子比我兒子還親”。那個聲音隔了六年，又在江州響了起來。
劉志遠走過來，站在他旁邊。兩個人都沒說話。車間外面，那根煙囪開始冒煙了。先是幾縷灰白色的煙，被風吹散了，然后越來越濃，越來越穩，最后變成一道筆直的煙柱，升到半空才散開。
“高市長，”劉志遠的聲音有點啞，“這煙，五年來頭一回。”
高陽點了點頭。他想說點什么，但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他想起王德厚臨終前問的那句話——“那根煙囪還冒煙嗎？”他當時說冒，淡淡的，但沒斷。現在他可以對著另一個人說同樣的話了。
第二天，他去了青州。
長途車已經換成了大巴，有空調，有電視，但還是要六個小時。他坐在最后一排，靠著窗戶，看著窗外的田野。秋收剛過，地里光禿禿的，遠處有幾根煙囪，有的冒煙，有的不冒。他數了數，冒煙的有三根，不冒的有兩根。那三根冒煙的里面，沒有青州紡織廠的。
周明還在那棟宿舍樓里住著。高陽爬上三樓，敲了敲門。門開了，周明站在門口，頭發比上次來又白了一些，但精神還好。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高陽認得，那是紡織廠發的，胸前應該有“青州紡織廠”幾個字，但已經磨得看不清了。
“小高？”周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怎么來了？”
“周廠長，江州機械廠活了。機器轉了，煙囪也冒煙了。”
周明看著他，笑容慢慢收了。他側身讓高陽進屋，關上門，在沙發上坐下。老伴從廚房探出頭來，看見高陽，笑著說：“小高來了？我給你倒茶。”
“嫂子，別忙了。”
“不忙不忙。”老伴端了兩杯茶進來，一杯放在高陽面前，一杯放在周明面前。搪瓷缸子，“安全生產”那幾個字還在，但紅漆已經掉得差不多了。
周明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沒說話。
高陽把機械廠的事從頭到尾講了一遍。講劉志遠守著那臺老機器守了五年，講侯德貴從東莞回來帶著那把刮刀，講李建國從建筑工地回到車床邊。他講得很細，每一個人的名字、每一件事的細節都講到了。周明聽著，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偶爾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