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工走過來,四十來歲,瘦瘦的,戴著白帽子,圍裙上別著一把剪刀。她看了高陽一眼,問:“你找誰?”
“我叫高陽,新來的,想看看車間。”
女工打量了他一番。“你是干部?”
“算是吧。”
女工沒說什么,轉身走了。高陽跟在后面,想跟她說話,但她走得太快了,他跟不上。
他在車間里轉了一圈,看見那些女工在機器前面走來走去,接線頭、換紗管、清理棉絮。她們的動作很快,很熟練,像機器的一部分。沒有人跟他說話,也沒有人看他。他站在那里,覺得自已像個多余的東西。
第三天,他又去了車間。這回他站在一臺機器前面,看一個女工接線頭。她的手很快,斷了的線頭在她手里一捻就接上了,連看都不用看。
他只知道,有些事,做了,就值了。有些人,記住了,就永遠不會忘。
“師傅,您干這個多少年了?”他問。
女工頭也沒抬。“二十多年了。”
“天天這樣?”
“天天這樣。”
她終于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很亮,但眼角有很深的皺紋。
“你是省里來的?”
“是。”
“來干什么?”
“掛職。”
女工笑了一下。“掛職?掛完了就走?”
高陽沒說話。他知道,在這些工人眼里,他不過是個過客。待一年半載,寫個報告,然后就回省城了。他們見多了這樣的人。
但他不想做那樣的人。
從那天起,他每天都去車間。不是去檢查,不是去調研,就是去看看,站一站,跟工人說說話。他學接線頭,學換紗管,學看布面的疵點。他的手笨,學了半天也接不好一個線頭。那些女工看著他笨手笨腳的樣子,忍不住笑。
“你這個手,不是干活的料。”一個女工說。
高陽說:“那我多練練。”
女工搖搖頭。“算了,別練了。你練也練不出來。你就好好當你的干部,別給我們添亂就行。”
高陽沒生氣。他知道,她們不是在笑話他,是在試探他。看他是不是真的想學,還是裝裝樣子。
王德厚也開始跟他說話了。那個在食堂里說他“學什么”的老工人,原來是個話癆。他什么都說——廠里的事,家里的事,年輕時候的事。
“我十八歲進廠,那年是五八年。那時候這個廠剛建起來,就幾間破房子,幾十個人。我們白天干活,晚上睡在車間里。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熱得要死。但那時候的人有勁兒,不知道累。”
他坐在車間門口的臺階上,點了一支煙。
“你知道那根煙囪嗎?五八年建的,我們第一批老工人親手砌的。一塊磚一塊磚壘上去的,沒有腳手架,就搭著木板,一層一層往上壘。壘到頂的時候,我站在上面往下看,腿都軟了。”
他抬頭看著那根煙囪,眼神很遠。
“六十八米。那時候全青州最高的建筑就是它。站在上面,能看見整個青州城。”
高陽也抬頭看著那根煙囪。在陽光下,紅磚的顏色已經很舊了,頂上那盞燈也不亮了。但它還是戳在那兒,直直的,穩穩的。
“王師傅,您在這廠里干了三十年,不覺得累嗎?”
王德厚看了他一眼。“累?當然累。但這個廠,比我兒子還親。我兒子一年到頭見不了幾面,但這個廠,我天天來。這些機器,這些工人,這根煙囪,都是我的命。”
他頓了頓。
“小高,你可能不懂。但有一天你會懂的。”
高陽沒說話。他覺得王德厚說得對,他現在確實不太懂。
三
在青州的頭幾個月,高陽把廠里的情況摸了個遍。他去了前紡、細紗、織布每一個車間,跟每一個班組的工人都聊過。他去過工人的家里,看過他們住的筒子樓——一間房子十幾平方米,三代人擠在一起,廚房在走廊里,廁所在樓下。他聽他們講工資發不出來怎么辦,孩子上學怎么辦,老人生病怎么辦。
他越來越理解周明那句話:三千多人,三千多個家庭。
那些工人不是報表上的數字。他們是活生生的人。王德厚有一個癱瘓在床的老伴,每個月光藥費就要兩百多。那個接線頭的女工叫陳秀英,丈夫也是廠里的工人,去年下崗了,現在在街上蹬三輪車。她一個人養一家四口,每天的菜錢不能超過五塊。
高陽把這些事都記在一個小本子上。他寫了很多東西——關于工廠的情況,關于工人的生活,關于那些機器的運轉,關于那根煙囪。他寫得很細,細到每一個人的名字、每一件事的細節。
周明有時候會叫他去辦公室坐坐。兩個人泡杯茶,聊廠里的事。周明不怎么說話,主要是聽高陽說。高陽說完,他就點點頭,說一句“你觀察得不錯”,或者“這個事你再想想”。
有一次,高陽問他:“周廠長,您在這個廠干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累不累?”
周明笑了一下。“累。但習慣了。”
他看著窗外那根煙囪。
“小高,你知道我為什么一直待在這個廠嗎?”
高陽搖搖頭。
“因為我走不了。這些人,這些工人,都在我手里。我走了,他們怎么辦?”
他轉過身,看著高陽。
“你年輕,有文化,有前途。但你記住一句話——不管以后當多大的官,心里要有工人,要有那些機器,要有那根煙囪。”
高陽點了點頭。他把這句話記在了心里。
那年底,紡織廠的效益更差了。市場不景氣,產品賣不出去,庫存積壓了一倉庫。工人的工資又拖了三個月,連退休金都發不出來。工人開始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