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工走過來，四十來歲，瘦瘦的，戴著白帽子，圍裙上別著一把剪刀。她看了高陽一眼，問：“你找誰？”

“我叫高陽，新來的，想看看車間。”

女工打量了他一番。“你是干部？”

“算是吧。”

女工沒說什么，轉身走了。高陽跟在后面，想跟她說話，但她走得太快了，他跟不上。

他在車間里轉了一圈，看見那些女工在機器前面走來走去，接線頭、換紗管、清理棉絮。她們的動作很快，很熟練，像機器的一部分。沒有人跟他說話，也沒有人看他。他站在那里，覺得自已像個多余的東西。

第三天，他又去了車間。這回他站在一臺機器前面，看一個女工接線頭。她的手很快，斷了的線頭在她手里一捻就接上了，連看都不用看。

他只知道，有些事，做了，就值了。有些人，記住了，就永遠不會忘。

“師傅，您干這個多少年了？”他問。

女工頭也沒抬。“二十多年了。”

“天天這樣？”

“天天這樣。”

她終于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很亮，但眼角有很深的皺紋。

“你是省里來的？”

“是。”

“來干什么？”

“掛職。”

女工笑了一下。“掛職？掛完了就走？”

高陽沒說話。他知道，在這些工人眼里，他不過是個過客。待一年半載，寫個報告，然后就回省城了。他們見多了這樣的人。

但他不想做那樣的人。

從那天起，他每天都去車間。不是去檢查，不是去調研，就是去看看，站一站，跟工人說說話。他學接線頭，學換紗管，學看布面的疵點。他的手笨，學了半天也接不好一個線頭。那些女工看著他笨手笨腳的樣子，忍不住笑。

“你這個手，不是干活的料。”一個女工說。

高陽說：“那我多練練。”

女工搖搖頭。“算了，別練了。你練也練不出來。你就好好當你的干部，別給我們添亂就行。”

高陽沒生氣。他知道，她們不是在笑話他，是在試探他。看他是不是真的想學，還是裝裝樣子。

王德厚也開始跟他說話了。那個在食堂里說他“學什么”的老工人，原來是個話癆。他什么都說——廠里的事，家里的事，年輕時候的事。

“我十八歲進廠，那年是五八年。那時候這個廠剛建起來，就幾間破房子，幾十個人。我們白天干活，晚上睡在車間里。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熱得要死。但那時候的人有勁兒，不知道累。”

他坐在車間門口的臺階上，點了一支煙。

“你知道那根煙囪嗎？五八年建的，我們第一批老工人親手砌的。一塊磚一塊磚壘上去的，沒有腳手架，就搭著木板，一層一層往上壘。壘到頂的時候，我站在上面往下看，腿都軟了。”

他抬頭看著那根煙囪，眼神很遠。

“六十八米。那時候全青州最高的建筑就是它。站在上面，能看見整個青州城。”

高陽也抬頭看著那根煙囪。在陽光下，紅磚的顏色已經很舊了，頂上那盞燈也不亮了。但它還是戳在那兒，直直的，穩穩的。

“王師傅，您在這廠里干了三十年，不覺得累嗎？”

王德厚看了他一眼。“累？當然累。但這個廠，比我兒子還親。我兒子一年到頭見不了幾面，但這個廠，我天天來。這些機器，這些工人，這根煙囪，都是我的命。”

他頓了頓。

“小高，你可能不懂。但有一天你會懂的。”

高陽沒說話。他覺得王德厚說得對，他現在確實不太懂。

三

在青州的頭幾個月，高陽把廠里的情況摸了個遍。他去了前紡、細紗、織布每一個車間，跟每一個班組的工人都聊過。他去過工人的家里，看過他們住的筒子樓——一間房子十幾平方米，三代人擠在一起，廚房在走廊里，廁所在樓下。他聽他們講工資發不出來怎么辦，孩子上學怎么辦，老人生病怎么辦。

他越來越理解周明那句話：三千多人，三千多個家庭。

那些工人不是報表上的數字。他們是活生生的人。王德厚有一個癱瘓在床的老伴，每個月光藥費就要兩百多。那個接線頭的女工叫陳秀英，丈夫也是廠里的工人，去年下崗了，現在在街上蹬三輪車。她一個人養一家四口，每天的菜錢不能超過五塊。

高陽把這些事都記在一個小本子上。他寫了很多東西——關于工廠的情況，關于工人的生活，關于那些機器的運轉，關于那根煙囪。他寫得很細，細到每一個人的名字、每一件事的細節。

周明有時候會叫他去辦公室坐坐。兩個人泡杯茶，聊廠里的事。周明不怎么說話，主要是聽高陽說。高陽說完，他就點點頭，說一句“你觀察得不錯”，或者“這個事你再想想”。

有一次，高陽問他：“周廠長，您在這個廠干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累不累？”

周明笑了一下。“累。但習慣了。”

他看著窗外那根煙囪。

“小高，你知道我為什么一直待在這個廠嗎？”

高陽搖搖頭。

“因為我走不了。這些人，這些工人，都在我手里。我走了，他們怎么辦？”

他轉過身，看著高陽。

“你年輕，有文化，有前途。但你記住一句話——不管以后當多大的官，心里要有工人，要有那些機器，要有那根煙囪。”

高陽點了點頭。他把這句話記在了心里。

那年底，紡織廠的效益更差了。市場不景氣，產品賣不出去，庫存積壓了一倉庫。工人的工資又拖了三個月，連退休金都發不出來。工人開始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