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一天下午，功德林組織戰犯學習最新政策文件。管理所的小禮堂里坐了三十多人，都是原國民黨中高級將領和官員。講臺上，劉廣志正在宣讀政務院關于土地改革的進展報告。

“……截至目前，華東、中南、西北等新解放區已有兩億三千萬農業人口完成土地分配，占新解放區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

臺下有人竊竊私語。李宇軒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神情平靜地聽著。

“主任，”黃偉壓低聲音，“您怎么看這土地改革？真能行得通嗎？”

李宇軒沒有立即回答，目光投向窗外正在整修的花圃。幾個年輕的管理人員在松土，準備種上新的花苗。

“我們在巴東和西南主政時，也嘗試過土地改良。”他緩緩開口，聲音很輕，“但阻力太大，地方鄉紳、宗族勢力盤根錯節，最后不了了之。共和能做成，一是因為戰爭剛結束，舊秩序被徹底打碎；二是因為他們動員了最底層的貧雇農，這股力量一旦覺醒……”

他沒有說下去，但黃偉已經明白了。

臺上，劉廣志繼續宣讀：“農民獲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大幅提高。各地自發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互相幫工、換工，勞動生產率提升明顯……”

“互助組，”李宇軒喃喃自語，“這是從蘇聯集體農莊學來的，但又不同。華夏農民幾千年來都是單家獨戶，現在要讓他們合作……”

“主任覺得這辦法如何？”坐在前排的原國民政府經濟部長轉過頭來問道。這位部長曾留學英國，對經濟政策頗有研究。

李宇軒沉思片刻：“關鍵看兩點：一是自愿原則能否堅持，二是組織效率如何。中國農村的問題從來不只是土地分配，還有生產力低下、技術落后、水利失修……互助組若能解決這些問題，倒是一條出路。”

他的分析冷靜而客觀，周圍幾人都微微點頭。盡管立場不同，但李宇軒的能力和見識在功德林里是公認的。

學習結束后，劉廣志特意走到李宇軒身邊：“景公，今天的文件您覺得如何？”

“實事求是，進展比我想象的快。”李宇軒合上筆記本，“不過最難的還在后面——土改后的農村治理、農業稅收、防止新的土地兼并……這些問題都需要智慧。”

劉廣志眼睛一亮：“您說到點子上了！最近政務院正在研究土改后的農村政策，要是您能寫點建議……”

“廣志，”李宇軒擺擺手，“我現在的身份不合適。”

“到位說過，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劉廣志認真地說，“您對農村問題的見解，很多人都佩服。上次他來，不也請教您東南防務嗎？”

李宇軒沒有接話，但眼中閃過一絲波動。

六月八日傍晚，功德林的廣播里傳來了那位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摘要。李宇軒坐在房間內，仔細聆聽著每一個字。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

廣播聲在安靜的院落里回蕩。李宇軒閉著眼睛，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擊，這是他在德國留學時養成的思考習慣。

“土地改革、工商業調整、機構精簡……”他低聲重復著，“抓得很準。戰后經濟恢復，這三者確實是最關鍵的。”

他想起了1931年自已在西南主政時推行的經濟建設計劃，也曾嘗試過整頓工商業、精簡機構，但最終在官僚體系和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步履維艱。如今共和憑借強大的組織能力和革命勝利的威望，或許真能做到他當年想做而未成之事。

廣播繼續：“……必須穩步前進，調節同各個方面的關系，團結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

“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李宇軒睜開眼睛，若有所思，“這倒是與蘇聯不同。華夏資本家數量少、力量弱，但技術和管理經驗確實是現在急需的……”

房門被輕輕敲響，劉廣志拿著一份文件進來：“景公，這是全會報告的全文，那位讓我帶給您看看。”

李宇軒接過文件，封面上印著《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他翻開第一頁，他那龍飛鳳舞的簽名映入眼簾——這是原件的手抄本。

“這……”他抬頭看向劉廣志。

“他說，您曾是國民政府的經濟決策參與者，又長期主政地方，想聽聽您的看法。”劉廣志真誠地說，“不是正式征求意見，就是朋友間的交流。”

李宇軒沉默良久，終于點了點頭：“我看看。”

那一晚，他房間的燈亮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