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以為和談當前對己方有利，且大有好處，但是有什么好處其沒有說，鄭虎臣知道規矩自然不會多問。可他知道小皇帝千辛萬苦的打下這番基業，絕對不會憑韃子幾句話就會放棄的，其中肯定早有算計，自己要做的只是聽從吩咐，做好份內的事情。

    “西北之事是不是有了結果？”趙昺傻笑了一會兒突然問道。

    “陛下，江南戰事一起，事務局的主要力量便放置在這邊了，戰后才逐步恢復，屬下最近才接連收到消息，本想稍后再詳加稟告，陛下卻料到了。”鄭虎臣笑笑道。

    “朕哪里是料到了，而是猜的。”趙昺搖搖手道，“朕想南必那老娘們兒急于和談必有緣故，琢磨著只有西北事定，而其監國期間不僅丟失了江南，且斷絕了對西北的供應，雙方已經鬧翻，她是想給自己留條后路。”

    “那陛下以為真金會不會支持南必和議呢？”鄭虎臣點點頭問道。

    “朕也很難判斷，不過以真金平日所為他應該會支持，其自幼學儒性情溫和并不好戰；再者此次為能繼承汗位，真金應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他當下應會將精力放在整頓內政上；此外若是能通過和議勒索到錢糧，他應當樂意為之。”趙昺想了想分析道。

    “陛下以為南……那老家娘們兒會與真金合流，那豈不對我朝不利，應該設法阻止才好！”鄭虎臣言道。

    “嗯，他們兩人聯合對我朝確實不利，但朕以為即便聯合也是貌合神離，只是形勢所迫才會暫時聯手，可也……”趙昺點點頭。他知道真金代表的是中原儒法勢力，而南必代表的是蒙古守舊勢力，雙方實施的政策背道而馳，不可能尿到一壺兒去的。不過當下真金為擺平眾宗王，自然會向守舊派妥協。而自己又是他們當前最大的敵人，那就有可能一致對外先拿自己開刀。

    “陛下有何擔心？”見小皇帝臉上突現愁色，鄭虎臣忙問道。

    “先將你獲知的西北有關情報拿給朕看！”趙昺沒有再說什么，只是催其將情報拿出來。

    “是，陛下！”鄭虎臣急忙將匯集成冊的文卷呈上。

    “嗯！”趙昺拿過擺擺手讓其先自便，可鄭虎臣哪敢離開，而是坐到一邊備問。

    趙昺翻閱著文卷，一字字的細看，想要從只言片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而他也了解到了西北汗位爭奪的經過。忽必烈死后，在西北外宗王的反對下，真金無法順利繼承汗位。但在忽必烈系的諸王紛紛趕到和林后，形勢開始發生逆轉，畢竟他們不會坐視外宗對汗位虎視眈眈，而他們又都是手握重兵的實權宗王，外宗勢力退縮了，可依然要求召開忽里臺大會從他們兄弟中推舉大汗。

    忽必烈系在逼退外人后，很快又陷入內亂之中，畢竟汗位太過誘人，而外宗勢力又趁虛而入再次介入其中，挑動他們之間又開始相互爭斗。相持不下之際，他們想起老爹還晾在一邊沒有安葬，于是真金提議先埋了老爹再解決兄弟間的事情。

    看來讀書多也是有好處的，真金想到外宗皆是守舊勢力，自己在爭位中處于劣勢，于是利用自己太子的身份召集各地重臣前來奔喪，從而把自己一干親信招至上都。其中擁護漢制的左相安童、伯顏及等人陸續到達，形勢再次發生了變化。

    安童是蒙古札剌亦兒部人，木華黎三世孫。祖孛魯，父霸突魯；母弘吉剌氏，察必皇后之姊。他既是勛臣之后，又與忽必烈有椒房之親，中統初就擔任了由木華黎家世襲第三怯薛的怯薛長，時僅十三歲。因為他常與大人討論國事，其母入宮見皇后時曾在忽必烈面前稱贊他雖然年少而有輔國之才，答對后忽必烈甚喜，于至元二年，下詔令年僅十七歲的安童與當時史天澤從中統二年起一直任右相，

    后來由于忽必烈倚信善于“理財”的阿合馬，安童與阿合馬的這場斗爭失敗了，被調離了相位。他至西北邊后，發兵討伐窩闊臺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給養不公，引起諸王不滿。至元十三年，從那木罕戍邊的窩闊臺子昔里吉發動叛亂，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將安童送到海都處拘禁。海都對拖雷家族的內爭采取觀望態度，頗優待安童，授以官職，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還。

    二十一年，安童回朝后和禮霍孫任右相。他再相后仍親近儒士，奏請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又因啟用盧世榮而遭到斥責。不過以其出身和兩次任相的經歷在元廷和外宗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又掌管著侍衛親軍，份量是不輕的，同時他也知道南必皇后不喜漢制，因此當仁不讓的站在了真金的一邊。

    伯顏自不必說，他祖上便隨鐵木真征戰，只因偶然的機會便受得忽必烈賞識，留作侍臣，與謀國事，其能力一直沒有能和他相比的。忽必烈越發認可他的賢能，便敕中書右丞相安童的妹妹給他做老婆，并說：“做伯顏的妻子，不令你的姓氏失色。”

    此后伯顏領兵平定江南，不久以宗王昔里吉等叛執北平王那木罕，自阿力麻里東犯和林，奉命率師北上，大敗叛軍于斡耳寒河。此后協助真金撫軍，受命鎮守西北。因為伯顏善戰，才略過人，賞罰公平，治軍甚嚴，在西北諸軍中素有威望。而他與真金交往深厚，和安童又是姻親，便成了其的左膀右臂。

    真金有了兩位大將的相助如虎添翼，在他們的謀劃下，首先穩住了有所動搖的鎮南王脫歡，答應赦免失去江南之罪，將其拉到真金這一邊；又通過答應優先增加補給安西軍糧，說服忙哥剌支持真金；最后以讓也先帖木兒家族世襲云南王為條件，獲得忽哥赤一系的首肯。

    對于一直不服的那木罕，他們不理不睬，其再蹦跶只有一個人也鬧不起事情來。而那 些外宗王在軟硬兼施下也鬧不起事情來了。這樣明顯的政治打擊，強悍的那木罕不可能不反感，因為自己的既得利益已經受到了損害，背后的小動作當然也會暗流洶涌。現在什么都被剝奪了，還要和家里人爭權，心里的那個怨恨就不用提了，當然也在處心積慮地搞搞對抗。

    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困獸猶斗的那木罕當然是有了反心，最后是公開攤牌鋌而走險了，與其這樣不死不活，不如拼個魚死網破。在葬禮之后，他領軍襲擊真金營帳失敗后，帶領所屬的怯薛及親信逃向遼東封地，叛離了元廷，自立為王，走上了對抗的道路。

    如此一來，真金登上汗位的道路皆被掃平，在忽里臺大會上被眾王推舉為新一代的蒙古大汗。但其付出的代價也不小，如今宋廷趁他們內亂之際重新收復江南，逼反了北安王那木罕，面臨東北和西北兩個方向的叛軍襲擾。而經過這場權力之爭，真金的病情進一步加重，已經無法騎馬，不得不滯留到春天轉暖之際才踏上南返之路……

    “真金和諸王都是剛剛離開和林的嗎？”趙昺看完后，抬頭問鄭虎臣道。

    “稟陛下，按照韃子大汗召見諸王的慣例，應是大汗行駕先行離開后，諸王才會陸續離開！”鄭虎臣回答道。

    “嗯，真金是二月上旬離開和林，那么其它諸王也都在途中。”趙昺隨手拿過地圖，在長幾上展開。

    “陛下，是想在真金歸途中下手。”鄭虎臣趕緊拿鎮紙幫助陛下壓好問道。

    “現在對我們威脅最大的并非是真金，且他回去后還會有一番爭斗的。你以為當下對我們威脅最大的是哪里！”趙昺搖搖頭道。

    “陛下……以屬下看對我們威脅最大的當屬川蜀和大理舊地！”鄭虎臣看著地圖沉吟片刻道。

    “嗯，你說得不錯。”趙昺點點頭道，“兩地相較，朕以為大理舊地對我們威脅最大，當年韃子無法突破兩淮防線，便先取大理對我朝迂回包抄，從而形成合圍之勢的。如今我們收復江南，依然對我們的西翼構成威脅，西線兵團面臨的壓力極大。”

    “我們平定江南后，大理各蕃部紛紛叛離，陛下是擔心也先帖木兒返回云南后迅速鎮壓各蕃，依然對我朝形成威脅。”鄭虎臣答道。

    “是的，因而我們絕不能讓其回到云南！”趙昺重重一拍案幾道。

    “屬下定做好此事，將其擊殺！”鄭虎臣施禮道……

    …………

    趙昺與鄭虎臣商議至深夜，在黎明前鄭虎臣才悄然離開返回京城。而他小憩片刻天便亮了，在與眾侍衛對練了一番后，用罷早膳又回到了書房處理公文。最上面的一份依然是兵部送來的，他翻看后不知如何落筆，此事解決起來并不容易。在收復江南后，為了應對拉長的戰線和鎮戍各地，趙昺下令大規模擴軍，只禁軍就迅速膨脹到三十萬人。而部隊的迅速壯大，不可避免會帶來許多相應的問題。

    首當其沖的就算武器的匱乏，據兵部統計此番雖擴軍至五十萬，但是現在全軍共有火槍二十五萬支，庫存不足六萬支。各式火炮千余門，但無法滿足需要，尤其是水軍最為缺乏。同時在平定江南的戰爭中，武器損耗也十分嚴重，輜重司報告需要修理的火槍就有近萬支，而軍器監雖然已經遷到京城，并恢復了部分生產能力，但仍然不足以彌補缺額。

    當下征募的新兵正在進行基礎訓練，矛盾尚不突出，而即將進行持械訓練，那么將導致新兵無槍可用的窘境，入編后也會嚴重影響戰斗力，因此堪待急需解決。現在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擴大生產規模，而這也牽連到火藥、煉鐵、子彈、炮彈等配套作坊擴建，可卻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

    迅速擴兵所帶來的第二個大問題，是部隊素質的降低。原因是擴編帶來軍官短缺，有經驗的，尤其是經過新軍訓練營出來的士兵都被提拔起來，導致作為作戰骨干力量的軍士力量被嚴重削弱，使得部隊作戰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擴編后編制擴大，新兵尚在訓練，缺編卻嚴重，難以承擔作戰任務。

    第三大問題便是經費的緊張，即便按照每個兵丁每年需要百貫計算，每年至少也需要五千萬貫的軍費開支。這還不算重新修建營區，打造新的戰船及制備武器、被裝等費用。而當下善后工作同樣需要大量的資金，撫恤陣亡，安置傷殘，獎勵有功，還有服役滿七年的退役士兵也要發放退役金。

    現在朝廷重回江南，官員的增加，城池的興建及安撫民眾都要大量的資金。當下靠著打土豪和戰爭繳獲還能應對過去，而今年卻要在不增加賦稅情況下籌糧、籌款應對可能隨時爆發的戰爭，靠什么彌補財政的虧空，填補軍費上的大窟窿，真是讓趙昺愁死了。由以上三大問題，不難看出，恢復中原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應這般簡單的事情。要將國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進行平衡，要有著極為復雜的關節需要打通。

    趙昺知道既然自己已經坐上皇帝寶座，就無法規避種種難題，也無法逃脫為人君的責任，要向打仗一樣殺出條血路，對當前的國策進行改變。而這個難度也不小，但絕非大家以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說的話就是法律，其實并不是那么回事兒。

    當然，中國古代還沒有出現一個諸如議會那樣的民選立法機構，不過宋人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立法民主”機制。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閉門造車，而是要經過“眾人”的充分辯論，擇其善者而從之。宋人認為自來先置局，然后許眾人建言，而刪定須待眾人議論。當時盡管沒有立法議員，但如果一項立法受到的非議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