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對孫吳的長江防線進行了番研究，是因為其對自己面臨的形勢相似，但千年之后滄海桑田，形勢變遷，他知道這些只能參考，卻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邊人卻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長江防線失守的親歷者，他也與他們做過深入的討論和分析，希望能從中得到些有用的東西。

    但是得到的結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歸咎于武將不肯用命，臨陣叛降；武將則賴文官只知內斗，事事擎肘，貪生怕死。還有人以為權臣操弄權柄，排出異己，打壓良臣猛將，自毀長城；也有人說朝廷貪污腐化成風，文臣武將只知不擇手段往自己兜里撈錢，導致民怨沸騰，官不思報國，將不愿效力疆場。

    當然趙昺還知道他們有些話沒說，不過潛臺詞卻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揮霍無度浪費國孥，以致名不聊生，可這些他們不敢明說，自己也只能當做聽不懂。反正結果就是誰也沒責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個，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有錢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愿意破壞這種好日子，寧愿偏安于江南，復國之心已然淡了。那么誰提北伐誰倒霉，誰想復國誰下臺，這卻可稱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過趙昺從眾人的口中感覺南宋在江淮一帶的防御，淮河、運河和長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線，淮河下游支流匯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御的重點，尤其是黃河入淮的山陽、淮陰一帶，奪取河口，便可以沿運河至揚州渡江。所以宋代淮東防御的重點就是沿運河至淮河一線布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這是淮西和淮東過渡連接的地方，向南正對南京；也是北方軍隊從淮西或淮東方向渡過淮河以后有可能分兵攻奪的地區(qū)。

    而長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僅是最后一條防線而需要宋軍孤注一擲，同時，宋朝也認識到自己在長江上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往往具有扭轉戰(zhàn)局的可能。首先能夠利用長江，南京上游的駐軍可以迅速集結援防，沿運河從容南撤，重新在鎮(zhèn)江以北布防；另外沿江南的運河，江南的軍隊可以集結在鎮(zhèn)江、泰州；甚至江蘇、浙江的軍隊可以沿海路進入長江。

    所以長江和運河河道的便捷，使宋軍能夠迅速調動江南甚至在江漢平原更大腹地內的軍事力量；當然就近富庶的鄱陽湖平原、贛江流域和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物資，則能很便利的集結以保障軍需；再有就是宋軍水軍的優(yōu)勢，在湖澤和運河地區(qū)，北方的優(yōu)勢騎兵多無法施展，雖然北軍從淮東南下，并有渡江計劃的話，最初預備的船只不會很多，更多的船只需要在到達長江北岸后加緊制造，倉促之際北軍的水師相對不會占優(yōu)勢。

    另一個方面就是趙昺問過的行朝中無論是朝中重臣，高級武將，還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對‘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認為要想保住江南必須要奪取江淮，且要確保荊襄之地。對此他也做了些功課，覺得不無道理。荊襄地區(qū)和兩淮地區(qū)，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夠互相援防的優(yōu)越條件，這一點，增強了南宋在淮河和長江之間東西的寬闊地帶有力阻擊北兵信心和優(yōu)勢。

    當然這一條件的實現(xiàn)的前提是，荊襄方面的襄樊的防守必須是穩(wěn)固的。因為只有這樣，原來作為荊襄后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區(qū)的軍隊，包括鄂東北黃、蘄、舒方向的軍隊，分別從長江和長江北岸的平曠地帶分兵向東增援兩淮和長江的戰(zhàn)事，岳飛部下的部隊就曾沿大別山南向東增援過淮西。

    而且荊襄和兩淮之間本身也安置了在兩地之間就近增援的軍隊，這就是駐守在江州、池州的部隊，他們的任務一是防止北方軍隊從大別山以北的光州地區(qū)，穿過大別山的間道，偷襲南下從鄂州和江州之間渡江，金軍在南宋初干過這樣的事；另一個任務就是作為機動部隊，見機增援淮西；平時則作為穩(wěn)固長江防線的重要力量。

    趙昺這一世還沒有機會實地考察過荊襄地區(qū)，即便現(xiàn)在也只在長江口溜達了一圈，更不要說涉足荊襄，一切只能從各種前人筆記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東西，因此更像是紙上談兵。不過這會兒又沒有飛機，更沒有衛(wèi)星地圖，加上滄海桑田，一切與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也只能靠書本和自己腦補了。

    以趙昺分析荊襄地區(qū)被宋人重視的有三個地點，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后兩者在古代南北對峙的時期的戰(zhàn)略位置尤其重要。時人在比較川蜀、荊襄和兩淮時，多把荊襄看作是中樞，中脊，而把川淮視為兩翼。而讓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多是在兩淮，金軍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荊襄方向。

    但是把各個地區(qū)的輿圖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長江軍防中的地位和戰(zhàn)略意義。首先兩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農業(yè)經濟區(qū)，而襄樊正是江漢平原的北面門戶，襄樊和其以南沿漢江沿線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黃陂等構成長江和鄂州以北的防御支撐，襄樊有失，則江漢平原以北難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脅。

    趙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長江北岸地區(qū)的失守，便如牽一發(fā)而動全身，這將使北軍得以順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回到黃、蘄、舒等州后方威脅淮西，如此一來整個淮東和淮西的防御將不攻自破，兩淮的軍隊只能最后撤至長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來相持的平衡，轉化為隔江對峙，使南方軍隊陷入全面被動。

    此外，江漢平原同時是南宋的重要的經濟區(qū)，當北軍完成對這一地區(qū)的占領，其在經濟 力量方面會大為增強，此消彼長宋方的經濟力量則會大為削弱，攻守及勝負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實上元軍即使在重慶的釣魚城和兩淮多次受阻，而當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長江以北的戰(zhàn)斗也就結束了，宋元決戰(zhàn)的戰(zhàn)場也轉換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軍想要翻盤則很難很難。所以趙昺覺得此戰(zhàn)也證明了襄樊、鄂州存，則川蜀、兩淮賴之而可得以安，荊襄失，則川陜、江淮難保的定律。

    趙昺再將眼光放遠些又從輿圖上有了更多的發(fā)現(xiàn)，他覺得荊襄地區(qū)所防護的不僅是漢江和大別山以南的江淮地區(qū)，其實，宋金沿秦嶺－淮河一線劃界，邊界并不在襄陽，而是在南陽盆地和大別山北麓，這一地區(qū)仍是宋軍防護的前線，也就是說，漢江和大別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區(qū)域，應該向北再進一步。

    這樣一來，襄陽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僅僅限于身后的江漢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側保障漢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陜戰(zhàn)區(qū)沿漢江走廊與荊襄及江淮戰(zhàn)區(qū)的聯(lián)系，也能防止北軍從武關道，通過南陽盆地西側向漢江走廊迂回。同時，襄陽作為軍事重鎮(zhèn)的穩(wěn)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陽盆地，而南陽盆地對于經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陽，爭取在南陽盆地的主動，使荊襄戰(zhàn)區(qū)在大別山北麓能夠和淮西戰(zhàn)區(qū)建立穩(wěn)固的協(xié)防關系。

    擴大了南宋荊襄與兩淮防御的區(qū)域，并不僅僅被動地利用襄陽城和大別山的地形來防守，同時，優(yōu)化了荊襄與兩淮尤其是淮西的聯(lián)防。所以，對南宋在襄陽以北，大別山以北的軍事活動的意義不能忽視，襄陽以北軍事活動的成效在于，分別從兩側加固了整個川陜和兩淮戰(zhàn)區(qū)，而且是三個戰(zhàn)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使荊襄戰(zhàn)區(qū)的在當戰(zhàn)事集中在川陜和兩淮，尤其是淮西時，能夠給予及時、有力的支援。

    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僅大別山北麓的防御不復存在，而且大別山作為山險的局勢也會喪失，不僅荊襄的軍隊不得不全面向武漢江面后撤，同時兩淮也失去了左側的庇護，而且在長江以北進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將不復存在；兩淮的軍隊也將被迫放棄淮河及其以南的廣大區(qū)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長江江面集結，準備應副從武漢方向沿長江及其兩岸東進的北方軍隊。

    此外對于四川戰(zhàn)區(qū)造成的后果是，陷入孤立。襄陽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陜戰(zhàn)區(qū)秦嶺防線的崩潰，使原來的軍隊南撤至米蒼山布防，而且不得不在東面防御可能從襄樊以西準備入川的軍隊，這樣成都方向的防御自然被嚴重削弱。北軍可以沿漢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脅到荊門、宜昌。如此四川戰(zhàn)區(qū)在前后夾擊中，不僅不能回援長江下游，自己也因與下游的聯(lián)系切斷，而陷入坐以待斃的境地。

    而趙昺又翻閱了當時的宋金、宋蒙之間的戰(zhàn)例，南宋晚期的局面基本是與此符合的。也就難怪在南宋的中前期，雖然襄樊方向的戰(zhàn)事遠不及淮西緊張，但很多南宋大臣都認為與南宋存亡關系最大的防御重點是在荊襄。且此地一失，宋廷失去的不僅是一塊緩沖區(qū)域，同時也失去北伐中原的前進陣地。而他知道后世的淮海戰(zhàn)役之后，國軍的長江防線便完全暴露，終被逐出江南，避難于臺灣。

    另外大家都明白打仗就是燒錢，而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所以山川河流的布局雖然是固定的，但其軍事地理的意義卻因經濟區(qū)域的彼此關系的差異，以及政權邊界的分布和政權間的相互關系，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qū)的山川地險和關塞城池有著不同的軍事戰(zhàn)略價值。

    江淮地區(qū)經濟發(fā)達，對這一地區(qū)的控制，不僅僅是地域大小的變化，同時包括著這個范圍內人口、賦稅等重要的經濟力量的變化。所以涉及重要經濟區(qū)的爭奪時，戰(zhàn)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在對一個具有重要經濟影響的區(qū)域進行爭奪時是十分明顯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八路在抗日時占領的多是窮鄉(xiāng)僻壤，難以得到長足發(fā)展，可一旦占據(jù)了東北，形勢立刻大變，人、槍都不缺了。

    同理襄樊的軍事價值還在于對江漢平原這一富庶地帶的控制。而鄂州若失陷，對于長江下游的政權而言，則失去了來自四川，云貴、湖南甚至兩廣的經濟控制力，表面上是幾個城市的陷落，但帶來經濟損失的區(qū)域往往超過單純軍事占領的地帶。鄂州如的陷落，東去不遠的江州幾乎無險可守，但江州的喪失，則意味著贛江流域的丟失。所以，當只剩下長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區(qū)的太湖平原的經濟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敗局的。

    趙昺其實也明白長江的長度有數(shù)千公里，在一些江面比較狹窄的地方，其實還是容易渡江的，重要的是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這一塊軍事緩沖地帶，如果淮河失去，長江就難保，因此軍事上還有‘長江之限不可久持’之說。而當下他面臨的形勢是不僅沒有江淮做緩沖，江北岸連一個立腳點都沒有，從理論上說元軍可以從任何一個點對他們發(fā)起進攻。

    可以這么說，趙昺此刻面臨的局勢比之在瓊州還要危險，瓊州海峽雖然不寬，但是也比長江開闊；且即便從江陵算起，中、下游也要以千里計，防御正面要比瓊州長十倍；而他此前不過管理著一府之地，不足百萬人口，現(xiàn)在都是百倍的增長，其中壓力山大。所以當前看似形勢大好，卻是困難重重，險象環(huán)生，自己能否完成鞏固江防，穩(wěn)定江南的目標，而不被重現(xiàn)趕回瓊州，對他、對行朝都是極大的考驗……手機用戶請瀏覽m..閱讀，更優(yōu)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