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紹興府城后的次日，趙昺以馬廷鸞為紹興路安撫使，權紹興府事，統籌行政事務；又以林之武為紹興路兵馬總管，處理軍務。馬廷鸞致仕十多年后重入官場，老頭兒煥發了第二春，干勁兒十足，立刻從隨扈的幕僚中挑選了些官員搭起臺子，投入工作中；林之武令一旅守護府城，二旅和騎兵旅以團為單位分取余姚、上虞、嵊縣、新昌等縣。

    趙昺進了城卻等于大鵬鉆進了籠子里，老幾位以城中不靖為由嚴禁他走出府衙半步。而陳墩這貨兒不比倪亮聽話，自己說什么是什么，其卻敢于小嘴巴巴的跟他犟嘴，現在更是自己走到哪跟到哪，時刻不離，想偷著跑都找不到個打配合的。

    “你總是跟著我干嘛？”各地的消息還沒有送到，情況不明趙昺也不好做出決斷，正心煩的不行后邊還吊著個尾巴，他大為不痛快地道。

    “陛下，屬下乃是侍衛營指揮使，當然要貼身護衛了。”陳墩不緊不慢地道。

    “你……你真是忠于職守啊！”趙昺聽了無奈地說道。

    “那是陛下教導的好，屬下……陛下要去哪兒啊？”陳墩敬了個禮，可話沒說完小皇帝抬腿出了門，趕緊追上道。

    “別處不讓去，朕在這府衙里轉轉總可以吧！”趙昺沒好氣地道。

    “好好，散散心也好！”陳墩立刻叫上一隊侍衛跟上。

    紹興府衙是依一座小山東麓而建，初時是范蠡所筑山陰小城的核心，越王句踐在此為王宮近二十年年。五代吳越國王錢癠在山上始建王宮，到了北宋仍為越州州署，宋高宗駐紹興二十個月，臨時的皇宮也在此。因此山盤旋回繞、形若臥龍而得名。越大夫文種也葬于此，因而又名種山，后歷代府治駐東麓，故俗稱府山。

    府山曾是越王句踐的宮殿所在，又是歷代郡衙、府衙的所在地，歷朝多有建筑。山的西麓被五代吳越國王錢镠營建為后宮游樂之地，后其孫錢弘倧讓位后遷居于此，益加整治，園圃之美，馳名吳越間。入宋后蔣堂知越，再興西園，后繼者王逵、史浩、汪綱再增亭臺池苑，遂成規模，亭臺樓閣散于山中各處，卻也是個休閑散心的好去處。

    趙昺和陳墩都不是什么風雅之人，對于什么古人題記無心欣賞，也無意考證亭臺樓閣有何講究，只是沿著山道循路而上。盡管這里已經搜索過了，但是侍衛們仍然不敢大意，且這片山地面積不小，藏個人跟玩兒似的，先行有人占據高點設立警戒哨，又有人在前探路，搜索路邊的草叢和樹林，其它人圍在他身邊亦步亦趨，唯恐出了差錯。

    府山并不高，趙昺估計不足三十丈，他很快登上峰頂，山巔之上有一亭可供休憩和乘涼，有匾額寫著望海兩字。他信步走了進去，侍衛們則散于周圍警戒，向四周瞭望卻發現此山位于城池的西北隅，正是府城中的制高點，周圍情形一覽無余。

    趙昺要過望遠鏡向遠處望去，可見東南方向的海面籠罩在薄霧之中，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將目光轉向周邊。目及之處水光粼粼，數不清的大江、小河及溪流將這片土地分割成無數的網格，其中分布這農田和村莊，隱約可見大小橋梁將他們相互勾聯起來。

    低頭看向城池，連環相套，形成了三道城防，衙署正在子城之內，而山陰和會稽兩縣及路治都在此處，只是相對冷清一些。而古時官府的各種庫倉多建在府衙周圍，尤其以府衙東北面最為集中，有苗米倉、坻倉、支鹽倉、常平倉等，衙外居然還有水路與城內外水系相勾連，碼頭上停泊大小十多只船。但是這子城中少有民居，除了衙署便是軍營，顯然不是誰都能住進來的。

    再向外看便是羅城了，那邊劃分成一塊塊的坊市，房屋密集，其間坐落著不少高宅大院，修有園林花圃。而街道兩邊酒招高揚，商鋪相連。雖然閉城，但是街上仍有不少人在走動，商家也在營業。若是平日肯定的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的景象。

    而城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城池附近圍繞著數個小鎮，像是草市未散，還有人在交易。更遠處散落著大小不等的村莊，掩映在樹林之中，村外便是田地、池塘，這田園風光卻也另有番情調，但也難掩其中的凄涼。現在正是秋收之時，他們辛苦勞作一年，除去官府征收的稅賦，還要交佃租，自己能剩下的也只夠糊口，恐怕此刻心中也是極度不安，他們最怕的便是兵火再起，無論誰勝誰負，倒霉都是百姓。

    趙昺看著看著突然生出股感慨來，這城市是做什么用的？在瓊州時，他擴建府城，數次加固城防，而其它州縣同樣進行大修大建，目的就是能夠在敵人入侵時作為固守的據點，避難的場所和囤積物資的倉庫。重點放在了軍事防御的功能上。而趙昺也曾率軍攻打過廣州和泉州，這兩座城市也算是東南沿海的重鎮了，不過他卻認為這兩座城是自己的提款機，財富的集聚之地，并沒有多想過什么。

    今天趙昺心情不大好，也難得未從軍事角度來審視一個城市的功能，卻從中悟到了些什么。作為現代人我們非常熟悉這一圖景，城市作為權力的中心和權力運作的場所，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無須論證，而其也往往是一個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文化中心，有時后者的意義還超過了前者。而大大小小的城市，就作為不同層級的中心地，共同組合成一個龐大的控制網絡。

    不同的是現代城市再無人營建城池，甚至為了擴展還將城墻拆毀，剩下的都成了文物，成了一輩人的記憶而已。但幾乎所有 的城市都集聚了其所在社會的大部分權力，此點向無疑問。然而趙昺從未想過究竟是城市為權力的集中和運作提供了場所，還是權力“制造”或“產生”了城市這個問題，可現在到了復國反攻的時刻，他又不能不有所考慮。

    便以眼下的紹興府城來看，早在近兩千年前便有了城市的雛形，經過不斷的發展如今在城門外的交通要道兩旁或碼頭、渡口，均普遍興起、發展了附郭的街區，有些城市城下街區的面積、居住人口、商業規模都超過城內，甚至數倍于城內。可這些附郭街區顯然并不在城墻的保護范圍內。因此所謂城墻的主要功用在于保護城市，嚴格說來，并不符合事實。

    所以趙昺以為在帝制時代的政治意象中，城墻更主要的乃是國家、官府威權的象征，是一種權力符號。雄壯的城樓，高大的城墻，寬闊的城濠，共同組成了一幅象征著王朝威權和力量的圖畫，發揮著震懾黔首、宵小乃至叛亂者的作用，使鄉民們匍匐在城墻腳下，更深切地領略到官府的威嚴和肅殺。而舉凡城壁樓櫓之類的營建，都是為了聚形達氣以壯官府之聲勢，故營建‘有關于政治也’！

    換言之，營建城壁樓櫓，有助于樹立官府的權威，凝聚“民心”，最終達到穩定統治秩序的目的。我們強調城墻乃是王朝威權的象征，并不意味著否定其軍事意義。事實上，城墻確實發揮著軍事防御設施的作用，但相對于為數眾多、存在數百年之久的城墻來說，其受到攻擊的幾率并不大，發揮其防御設施作用的時間也較短。換言之，城墻作為威權的象征而發揮作用，乃是常態；而作為防御設施發揮作用，卻是異態。

    現代有城鄉差別一說，但更多的是指經濟和文化、教育上的差別。但趙昺體會到中國古代的城墻不僅是王朝、官府威權的象征，還是一種界線，一道城墻劃出了內外之別。在這種由雙重城垣環繞的“回”字形城市里，內城的城墻將君與民分隔開來，外郭城墻則將民與鄉野之人分隔開來。雖然城與郭未必表現為小城之外套外郭的“回”字形，郭也未必筑有土垣，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聯結用作屏障。

    但城墻、郭垣的界線作用，卻是無可懷疑的。在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區，很可能有倚山臨池，空曠寥落；而在城市地理邊緣的城門口、渡口碼頭，則可能車馬交錯、店鋪密集、熱鬧非凡；城市內部的空間分劃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經濟理性”，也不符合適應與生存的“生態理性”，所以趙昺確信對于大多數發展了一定規模城外街區的城市來說，城實際上主要被用來‘盛官’的。

    諸色官署公廨、營房及官員、士紳、衙吏住宅與園囿占據了城內最優越、最重要的位置，并構成城內街區的主體。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城內并不是最佳的居住選擇，因為它所提供的謀生機會較少，而生活費用又較高。城外則不然，相對低廉的地價、便利的交通、較低的捐稅以及與鄉村的廣泛聯系，都提供了更多的謀生機會。

    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內與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內主要是行政、文教與士紳住宅區，而城外則是商業、手工業與普通民眾聚居區。由此城內的商業設施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內的官吏、士紳及其他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鋪則面向鄉村，批發商業則主要面向遠距離貿易。如此現象也揭示了城內商業與城外商業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而后者則主要是鄉村生活與區域經濟活動的組成部分，用經濟手段無形的劃分出了階級。

    王朝國家通過營建以都城為中心的各層級中心城市，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統性權威、突顯凌駕于臣民之上的國家權力，區分華夏與非華夏、化內與化外；城墻的安全防御功能固然不能低估，但它更主要的乃是國家、官府威權的象征，是一種權力符號。

    同時王朝國家還利用垣墻分隔城市的功能區與不同身份的居民群體，將某一或某些社會群體包括在城內或城市的某一空間之內，而將另一些群體排除出城市，顯然城市中的各種垣墻制造了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相對封閉的排他性空間，以達到控制的目的，而權力正是通過某些群體的空間壟斷以及將某些弱勢群體排斥到其他空間而表現出來。

    如此種種，趙昺斷定中國古代的城市及其形態和空間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王朝國家權力的空間展布，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權力運作與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而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選擇結果。子城、羅城、附郭街區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制度的規定；功能分區的模糊化，中心與邊緣區的倒錯，只是符合中國式的權力理性。

    換句話說是權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間結構。進而言之，中國歷代王朝都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營建以都城為中心的各層級中心城市，固然有很多具體的考慮，但最基本的動因則仍主要是借此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統性權威、突顯凌駕于臣民之上的國家權力，并在更大空間范圍和社會范圍內攫取更多的權力。

    在望海亭中趙昺發了半天呆，琢磨出了這么個結論，這也讓他想明白了自己在陵區折騰了那么長時間，殲滅了元軍的兩個萬人隊，可就像一枚落葉飄落到水中，根本沒有什么反響，即無愛國志士群起而應之，也無百姓捐款納物前來支援。反而是輕取了紹興府城，卻引發了震動，也知道是王師北還了，也知道皇帝親征了，態度轉換之快簡直讓人措手不及。

    趙昺現在想來，紹興府的‘陷落’不僅僅是一城的得失，而是標志著權力的轉換，如此說來自己過去的戰略選擇可能出現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