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偉人說過‘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而古代農民起義也往往是因為土地制度的崩潰，土地兼并導致廣大農民失地，流離失所生活無依。宋代不抑土地兼并，南宋由于地域減少，人口增加，宋末土地兼并也極為嚴重，土地集中到大地主和大官僚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激增，對國家失去信心，也不能不說是亡宋的原因之一。

    而蒙古人更奇葩，不僅未著手消除土地兼并帶來的矛盾，反而是大肆掠奪、兼并土地。元朝的土地，從占有形式上看，可分為官田和民田兩類。官田是以封建皇帝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軍屯、民屯)、職田、學田、草場、牧地以及皇帝給予貴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賜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戶地主、寺院以及自耕農占有的民間土地。

    元滅南宋，對于蒙古、色目統治階級和投靠蒙古統治者的北方各族官僚地主來說，便是他們掠奪范圍的進一步擴大；對于一般漢族地主而言，又正是趁火打劫、兼并土地的絕妙空隙。所以元朝統一全中國后，大土地所有制在宋、金的基礎上迅速發展，統治階層占有的土地愈來愈多，自耕農的土地卻愈來愈少，或淪為封建地主的佃戶，或流離失所，短短的數十年內，便出現了較北宋、金更為嚴重的土地高度集中現象。

    宋、金兩朝滅亡后，不但原有的官田轉為元朝政府所有，宋、金兩朝的貴族、官僚、軍閥們所掠奪的土地也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數量頗為可觀。元朝官田的另一來源，是籍沒官田和得用各種借口直接括占私田。南宋守土官員堅決抵抗元軍者，江南地主支持南宋政權抗元斗爭的其田產沒為官田。

    元朝蒙古統治者進入漢族農業地區后，認識到使百姓安業力農對于鞏固其統治大有利處，故元朝初年，忽必烈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可是，由于長期游牧生活的傳統習慣，以及為防止和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尚需要大批戰馬，所以全國統一后，牧場、草地仍在繼續擴大。在分布全國的軍隊駐地周圍，又都開辟牧場孳養馬匹，而內地和南方的牧場和草地主要圈自民田。

    元朝屯田布列于全國各個角落，自中原到邊疆，無地不屯。屯田既廣，官田不足，便奪民田。又常以被簽民戶自備“己業田“充數，而屯戶世襲，于是連自己占有的部分田地也成為官田。自由農民一旦被簽為屯戶，既失去土地，又失去人身自由，世代被強制附著在固定的土地上，淪為國家的永久佃戶。

    另外元廷將一部分官田賜給貴族、官僚，其數量之多、濫賜之盛，亦為歷史罕見。蒙古、色目貴族和各族官僚，除從朝廷那里得到大量職田和從皇帝那里取得賜田外，還通過戰爭掠奪和其他強制性手段占有大片田地。蒙古統治者自成吉思汗開始即利用各種宗教作為統治人民的輔助手段，對寺觀的賞賜，其數量大得驚人。

    元朝是典型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王朝，蒙古貴族、漢人地主世侯、南人富商以及僧侶構成了超級富裕階級，土地集中兼并比前朝還有進一步發展，農民的生活可想而知，日子那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面對巨大通貨膨脹，這些富裕階層還能通過田地、房產、金銀珠寶等不動產來抗通脹，而普通農民就沒那本事，只能被動享受紙鈔飛速貶值。所以元朝統治全國后不過二十年，中原和江南就義軍就四方而起……

    東南地區是宋朝最后的淪陷區，且也是抵抗最為激烈的地區，因而這里受到的壓迫也是最為深重的，大小起義不斷。但是往往都難以持久，很快被元軍鎮壓，可也與元廷勢同水火。而事務局在其中也是煽風點火，不斷制造麻煩，在兩廣和江西、福建整合各種力量，在兩廣交界處建立起數個小的根據地，如今數個地區只剩下幾座孤城還在元軍控制之下，這還是看在與斡脫商人的協議面上，才沒把事情進一步搞大。

    不過百姓自發的起義也不斷發生，前年春天在廣東新會便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暴動，而趙昺一打聽還有自己的親戚參與其中。此次舉事的叫林桂芳，他的父親林獲曾任宋朝的瓊州太守，致仕居鄉。在行朝轉戰廣州附近時，林獲與護駕的趙宋宗室趙必次相好，結為至交。

    趙必次原名遜崖，趙匡胤的十一世孫。登進士，被封為上柱國。元師攻陷臨安，隨楊妃護二王南逃，由閩到粵，托嗣長子趙良鈐、次子趙良縂于林獲，其戰死在崖山。林獲擔負撫養趙嗣之責，將他們匿藏在睦洲鎮東鄉，改趙良鈐名為林大奴、趙良縂名為林二奴。

    林獲不負所望，對二人待如至親，詩禮庭訓，練弓習藝，常年不懈。林獲有二子，次子林桂芳好義習武，與趙氏兄弟友愛相投。數年后瓊州日盛，幾個年輕人一商量就舉事響應，在皂幕山之西的羅旁堅旗舉義，聚眾萬人，抗元復宋。

    想想幾個毛頭小子，即沒有經過軍事訓練，又沒有領兵作戰的經驗，腦子一熱就憑一時之勇豎起義旗。新會與廣州咫尺之遙，又是沿海重鎮，元軍怎么會坐視。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守信率軍鎮壓，一戰便義軍便敗，損失三千余人，軍帥潘舍人被擒。大敗之下幾個人才知道打仗不是那么好玩兒的事情，只能退守皂幕山，在敵軍圍攻之下危若懸卵。

    此時，平康歐南喜和馬南寶借機起事，增城蔡大老、鐘大老、唐大老等響應，擒殺元廣東道運鹽轉運使合剌普華，合兵增援林桂芳部。一時間嶺海震動，敵將張玉將兵萬人會同江西行省兵馬征討，雙方麓戰多時屢敗元軍。眼見形勢 大好，歐南喜和馬南寶轉攻廣州，但屢戰不克，只好再回新會，并聯絡黎德。黎德隨后集聚大小船艇七百余艘，號稱二十萬眾起事響應。

    眼見廣東的事情越鬧越大，已經鬧翻了天，趙昺當時氣得腦瓜仁疼。他本想借著與斡脫商人的合作悶聲發大財，積蓄力量，布置棋子，同時采用邊戰邊積累經驗的方式鍛煉新軍，同時武裝義勇建立牢靠的根據地，前時一切順利，步軍十個師，陸戰隊三個旅換裝后皆以經過實戰，并收編了五支義勇，擁有兵力十數萬。

    可幾個年輕人搗亂也就算了，趙昺已經遣水軍進入崖山準備出手將自己的倆親戚接到瓊州了事，沒想到馬南寶卻借機起事，糊里糊涂的攪了進去。而黎德是事務局收編的海寇隊伍，本來是利用他們走私貨物，運送私鹽的，這下也跟著起哄，想想二十多萬人又打廣州，又殺官員的如何瞞得住。偏偏人家還好心好意的打著‘反元復宋’的旗號，賬肯定是要算到自己頭上了。

    果然沒幾天，斡脫商人便找上門來問罪，稱瓊州不遵協議，擾亂了廣東他們已經壓不住這件事了。趙昺也很無奈，說起來這些斡脫商人也算夠意思，前時因為自己所屬的一支販鹽隊伍與江西行省的招討使答失蠻發生沖突，己方隊首陳良臣發動東莞、香山、惠州的各個販私隊伍上萬人準備對抗。最后還是斡脫商人們走通了江西行省按察使的門路，竟然將答失蠻罷免，才平息了此事。

    而此次事情鬧得大了，蒙元江西行省以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使白佐兩個萬戶，會同王守信征剿‘叛軍’。對于這幫無組織無紀律的‘草寇’，趙昺真想撒手不管，任由他們被元軍剿滅，但是轉念一想那邊好歹有自己的倆皇親。再有馬南寶因為資助行朝糧餉被授予工部侍郎，圣駕還曾在他們家住過，人家也是效忠朝廷。若是撒手不管自己顯得真是不夠意思。

    趙昺知道實力一旦暴露將惹來忽必烈的重兵圍剿，自己辛辛苦苦布下的棋子也將被一一拔出。而不動手那些義勇分分鐘鐘就會被剿滅掉，別看他們號稱二十萬人，能有半數就不錯了，而能戰的還得再減去五成。無奈只能充當滅火隊，他增派兩師兵力轉向廣州做出攻打之勢，然后再由斡脫商人從中斡旋，一是讓圍剿義軍的元軍撤兵回援；二是賣給斡脫商人個面子，還他們個人情。

    當然假戲還得真做，廣州這地方宋軍已經來過多趟了，為了防止宋軍再次被占，廣州的城墻被拆了個干凈，成了個大雜院。瓊州水軍輕車熟路的拔掉港外的釘子沖入港口，然后秉承小皇帝賊不走空的教導，縱兵在原來的蕃城中大肆‘劫掠’，并以炮火轟擊官衙，令其盡快投降否則將屠盡城中的蒙古人。

    當年瓊州軍攻破廣州城的場景大家還未忘記，百姓們當然希望王師入城，那些官僚大商們卻心驚膽顫，彼時被殺者可是血流成河，家財抄的干凈。于是他們紛紛向江西行省報告要求盡快回援，而廣州雖已經衰落，可仍然是東南重鎮，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設想。而斡脫商人們也借機出場，成能夠從中斡旋讓敵退兵。

    一番討價還價后，到五月終于有了結果，元軍回撤讓‘叛賊’自散，不再追責，宋軍收取贖金后撤圍離開。全城募集了銀錢二百萬貫，糧食五十萬石在交給宋軍后即刻撤軍，當然斡脫商人也沒吃虧，他們是兩頭吃好處，還博得了個好名聲。趙昺借機將這幫‘爺爺’們請回了瓊州，該整頓整頓，該打屁股打屁股，但是種子卻已經種下，等待春雨再次降臨……

    歷時四年行朝已經陸續在兩廣、閩贛和福建地區建立了大小十數個根據地，彼此之間既能各自攻守，也可相互呼應。于此同時趙昺從行朝選派原籍官員前往各個根據地建立政權，健全機構，實施管理。如今大的根據地占據數州之地，小的也有占有數個縣，雖然盡是些偏僻地區，但人口已經有四百余萬。

    根據趙昺前世所學的階級分析，他知道淪陷區的百姓有兩大類，一類是豪強大姓，他們為了牟取利益而舉旗造反。另一類是貧苦下戶，他們中間有的為饑寒交迫，為了改變處境轉而追隨造反者。好強大姓舉事既與元廷有矛盾，但又往往與官吏勾結，互為奸利。他們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可以起來反抗官府，但其根本利益與統治階級一致的。而一般貧民下戶出身的百姓，則是反抗的堅決參與者。

    因而趙昺也知道僅憑大義是無法將根據地上的百姓拴在自己的戰車上的，那要讓他們得到實惠，看到好處才能夠心甘情愿，由自發變為自覺的上車。中國人對土地有著特殊的情結，在當下的農耕社會土地更是農民的命根子，所以趙昺在各個根據地首先實行土地改革。根據在瓊州積累的經驗，他仍采用按口計田的方式分配土地，如此才能將百姓拴在土地上，防止他們逃亡，同時廢除各種苛捐雜稅，開辦學校、選拔當地賢良士紳參與管理。

    土地的來源自然是要搶，殺了那些漢奸地主，宰了跑馬占地的韃子貴族，驅逐強占土地的色目人，把土地分配給百姓和那些解放的‘驅口’。而要想長久的占有這些土地，那就要與敵斗、與敵打，一旦手上沾了韃子們的血就難回頭了，只有團結在朝廷的大旗下才能生存，保住自己的所得。

    隨著根據地的不斷鞏固，趙昺發現形勢與前世的抗戰時期有了幾分相似，城市是敵人的，廣大的鄉村是自己的，韃子的政令只能在各級治所還行的通，根本難以深入偏僻的鄉村，百姓在行朝政權的領導下抗捐抗稅，驅逐敵政權，甚至刀兵相向抗敵征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