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節嚴的話讓趙昺陷入沉思之中，他十分清楚若是不能妥善處理‘詔書’事件將是后患無窮，此次自己可以駁回勸降詔書，或是置之不理。? ???  ?但下一次呢？謝太后聯合小皇帝再度聯合布一個廢黜自己的詔書，并公布天下，那自己皇家正統的地位就會遭受挑戰，由國之遺脈變成了流賊草寇。

    另一個可能便是忽必烈為牽制自己重新將廢帝趙顯復立，將其作為一個傀儡統治大宋遺民。當年女真人就曾經用此方式‘威嚇’趙構，讓其不敢動北伐，而是偏安于江南，直至徽欽二帝先后死去威脅才逐漸消除。而今蒙古人正盛，以此種方式威脅自己的可能性極低，但難保哪天自己翻過身來的時候其不用此策。

    為絕后患，趙昺考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為強，將謝太后及皇兄趙昰廢黜，開出宗籍，獨樹自己為大宋正統，皇家唯一的遺脈。這樣一來便使忽必烈無法再利用他們挾制行朝，也向天下表明自己抗元復宋的決心，同時有利于號召全國的反元力量團結在行朝之下共同對敵。

    這樣做當然同樣有副作用，先是將自己置于險地，忽必烈不可能放過反抗其的勢力存在，必定是除之而后快；再者廢黜詔書一，那么謝太后和德祐帝的利用價值將大大降低，那忽必烈還能容他們存在嗎？不過趙昺想來事情都有兩面性：

    一方面忽必烈可能會將兩個無用之人殺掉，以免浪費財帛；另一方面，忽必烈為彰顯自己的大度，也覺得他們不會再為反元勢力利用，那反而會放松對他們的監管，繼續予以善待，這對于被罷黜的謝太后及一眾被出籍的宗室未必不是好事。

    趙昺現在雖然已經不是初到大宋，對政治懵懂無知的小子。經過這段時間的明爭暗斗及腥風血雨，他在這大醬缸中也算了打了幾個滾兒了，迅成熟起來。明白搞政治不僅是手握強兵就能掌握一切肆意而為的，將那些異己及持不同政見者殺了便能一了百了的，那樣只會讓人心離散，眾叛親離的。

    因此廢黜謝太后及德祐帝的封號并不是簡單的一道詔書的問題，而是牽一而動全身的事情。這是為其好的話私下里說說還行，是無法拿到桌面上說，也更無法服眾。而中國人自古重視孝道及家庭倫理自不必說，兄弟之情被視為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種關系，《三字經》里就反復強化著這種觀念，如曰：“弟于長，宜先知。孝悌，次見聞”；“手足情，血濃水”等等。

    但在歷史的展、朝代的更迭中，趙昺知道并非都是兄謙弟恭和平交接的，更多的是伴隨著父子相殘、兄弟反目，上演出一幕幕家庭人倫悲劇。不過他也知道這種殘酷的交替更讓并非全為世人詬病，史家批判，其中仍不乏贊賞，夸耀之詞。這正是因為還有‘政治正確’是否的政治倫理存在。比如周公誅管、蔡之事，殺弟可能不對，但在政治上卻是典范，為后人稱頌。

    “三位愛卿，朕以為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已然甘心侍敵，應罷黜其封號，收回玉冊！”趙昺考慮良久，喝了口茶正色言道。

    “陛下，如此做恐為天下人詬病，落得不孝之名，還請陛下打消此邪念！”小皇帝話一出口，剛剛言辭最為激烈的鄧光薦卻反映最激烈，立刻起身道。

    “鄧卿經常教導朕，國事行的是大義，家事與之相較卻是小義。如今太皇太后枉顧大宋昔日之恩，屢次下詔令各地出降，自毀家國。今又遣使下詔讓朕棄國降元，已然有違大義。朕如此雖有違孝道，但為國為民也只能行這忤逆之事了，世人不解若有怨言，朕也只能承受了！”趙昺肅然道，眼中卻也是淚花滾滾。

    說心里話，趙昺來的晚些與那二人連面都沒見過，感情更談不上，可想想亡國毀家之責要他們去承受。被人脅迫寫封降詔要落得叛逆之名，可自己明知其身不由己還要再插上一刀，說起來也夠損的，讓他心中還是十分不安的。但是于公于私自己都只能這樣做，才能掃平前方已有的或是可能出現的障礙。

    “這……陛下雖為大義，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卻也多有無奈，應是權宜之計，為此就收回玉冊，將其出籍，臣以為不妥。”以汝之矛攻汝之盾，小皇帝的話將鄧光薦噎得說不出話來，也心知其說的不假，但還是難過心中這道坎，繼續辯解道。

    “中甫，吾以為陛下以大義為先，罷其封號，消去其籍，并無不妥。”江璆接過話道。

    “宗保之語，吾不敢茍同。陛下若如此處置，定會留于史籍，棄母兄的不孝之名再難除去！”鄧光薦又爭辯道。

    “二位愛卿不必爭論，若是能復我大宋，朕即便落些污名又有何妨。而朕此時功過，自有后人評說，又何必在此爭論不休呢？”趙昺知道兩人的經歷不同，自然是得出的結論不同。江璆舉家赴難，前赴后繼，家中子弟死傷無數，為國棄家何談盡孝，行的正是正是大義。而鄧光薦卻無此經歷，又是典型的儒者，重的是名譽和他人的看法。所以就是爭論三天三夜也不會有結果的。

    “陛下之言有理。當年周公誅殺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鴆殺叔牙而魯國寧。唐太宗殺兄弒弟而繼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后人又有幾人言其過！”應節嚴這時說了話，且說出來的讓人無法爭辯。

    “唉，世事如此，朕為了天下也只能暫且委屈太皇太后和皇兄了，待復國之時，朕定會重新收入宗籍，恢復封號！”趙昺聽了面色悲戚地嘆口氣道。而心中卻是暗樂，這世道就是強者為王，哪里有什么正義，都是勝利者的遮羞布罷了……

    趙昺算是知道了，對于每一帝王登基學習圣王之道，都不會繞過那些亡國之君以吸取失敗的原因，但秦皇漢武這些成 功的之人也是學習的榜樣。而他當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課，也是需要揣摩的對象。人們都說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他現在站在了俯視眾生的高點，對史籍記載也就有著自己的解讀。

    以趙昺看來，在古代的禮法中的已然確定了兄弟之間的關系——重長幼。長幼即尊卑即是一種天然的穩定次序，而中國承襲制度也就很早便確立了長子繼承制以及“立長不立賢”的原則。與“賢能”相比，長幼之序更加重要。

    單就玄武門之變的對決雙方而言，功業偉大的李世民實際上已經成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試圖從政治倫理中突圍。他是賢（他功勞最大），而李建成的優勢在于他是長。李世民固然賢，但卻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長，是根本不可能繼承帝位的，因此殺兄弒弟是他不二的選擇，所謂的公義不過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遠是法律與道義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弒兄、殺弟，卻被立為皇太子，繼承了大位，沒有罰，只有獎，而且是傾國之獎，最終將整個帝國都獎給了他。自從弒兄殺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譴責，又受到群臣對禪位合法性的質疑，以致噩夢不斷，要讓尉遲敬德和秦叔寶給自己當門房才睡的著覺。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對者被清除，局勢也穩定了。大權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漸從愧疚中擺脫出來，而且時愈久，氣愈壯了。然后他對玄武門之變進行了重新闡釋，以求正統之名，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加分。為此對房玄齡說：“周公誅殺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此時，他已將殺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誅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國利民的大義滅親之舉——這塊牌坊立的！

    經這么一升華，黑錢洗白了，“偽鈔制造者”自然也心氣和暢、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眾了。李世民主動將這件事公之于眾，是因為他是聰明人，他深知，玄武門之變可瞞一時，不可瞞一世。與其待后人紛紛議論，加他之罪，還不如由他親口做一個布，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說：“公明正大之事，史官執筆，何必故意隱諱？”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當然，李世民所謂的直書，也不能就認為是‘真’的可以‘亂寫’，其實是只準按照他設定的議程來直書的，事實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書，從此史學便為朝廷之奴隸了！他這樣做也就是給兄弟鬩墻這件不義之事蒙上一張大義的外皮，讓人們不僅不指責他，反要像歌頌周公那樣歌頌他。看看，這就是歷史上常言的不能讓君王隨便翻閱本朝國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滿意的地方，便會情不自禁地使用權力加以篡改，那還有真史嗎？！

    自唐太宗李世民給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這塊唐初的言論禁區也就開放了，包括著名的《貞觀政要》都記載了李世民給房玄齡的那段大義凜然、毫無“虛心”的訓詞。由于唐太宗功業太著、名聲太盛許多人寧愿相信他的解釋，李建成傳中就寫下“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這樣的不實之詞。甚至有人說，如果以‘殘忍’的建成為天子，‘兇狂’的元吉為輔，唐必亡國。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辯詞，范祖禹就說李世民殺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殺管叔、蔡叔，管、蔡勾結殷商殘余勢力，并且流言誹謗周公，不是周公要殺他們，而是天下人要殺他們。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實是李世民自己要殺死他們，而不是天下人要殺死他們，他是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至于信誰的，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說白了其實是看其中所言對自己是否有利了。斷章取義，歪曲其意……都是慣用的手法，當年孔圣人不也變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壇，挖墳掘墓，變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嗎？而幾十年、或是幾百年后誰又敢保其又不會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僅憑一紙招降詔書便罷黜太皇太后，還需謹慎一些，否則恐難以服眾。”鄧光薦想了想，覺的小皇帝和應節嚴說的都有理，可又覺得其中缺少點什么。

    “中甫，可知當年城陷之后，太皇太后和德祐帝所頒布的詔書嗎？”江璆反問道。

    “吾還記的，時人有言詔書無玉璽壓印，只有太皇太后御筆花押，因此質疑其為偽詔，不能作為受命之憑。”鄧光薦言道。

    “嗯，我確看過此詔，確如中甫所說。而按照規矩降書上應由宰相同署，其上也無。傳言伯顏曾請被扣于其營中的文相在降書上同署，卻遭文相嚴詞拒絕，因而有軍民認為此乃偽詔，并不認可。！”江璆言道。

    “可這次卻是不同了！”這時應節嚴插言道。

    “哦，其中還有不明之處？”鄧光薦驚訝地道，而趙昺和江璆也驚訝地看向應節嚴，不知道其有什么現。

    “請陛下賜詔書一閱！”應節嚴向皇帝拱拱手道。

    “好！”趙昺讓劉靈取來詔書，在案上展開，其他三人也湊了過來。

    “陛下和各位請看！”應節嚴戴上老花鏡瀏覽一遍后，用手指點著文末道。

    “瀛國公之印，壽春郡夫人之印，至元十六年七月，他們用的是偽號！”鄧光薦輕聲念罷，驚訝地看向應節嚴。

    “不錯！”應節嚴點點頭。

    大家一陣沉默，他們都知道瀛國公和壽春郡夫人乃是趙顯和謝道清被押送到大都后，忽必烈給他們的封號，他們在信中如此自稱并加蓋印璽就大大的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