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歸責于整個士人集團。要說應該有人為這病態(tài)的社會負責，以他對歷史膚淺的認識以為根節(jié)應該是皇權社會，君主至上的國家體制和古時的政治傳統(tǒng)，具體到人也就是當權者——皇帝。

    在趙昺看來，中國古代史就是皇權不斷更迭的歷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國家不斷的被顛覆，尤其是在戰(zhàn)亂頻繁的年代，換皇帝就如同換衣服一般的頻繁，于是便給國人留下一個極其尷尬的背反難題：究竟我們應該忠誠于哪一個國家？忠誠哪一個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當朝的‘走狗’。

    左右為難之下，一部分人心里就產(chǎn)生了虛無的不愛國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當然的理由。既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永恒真誠熱愛的國家，國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怪事。每一個朝代都來一個當代政治正確的律令，百姓就只好變得滑頭而識時務者為俊杰。抽象的道德問題演變成簡單的常識難題，大家就只好學會了沒有原則的油滑軟弱。

    事實上那些淪陷區(qū)的民眾往往不太計較這個國家的主子是誰，時移世遷，人心都會漸漸接受事實，除非異族統(tǒng)治者把他們當作次一等的奴隸。【愛↑去△小↓說△網(wǎng)w  qu 】北宋年間范成大出使到金，經(jīng)過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寫了不少詩詞，其中一首絕句《州橋―南望朱雀門北望宜德樓皆舊御路也》：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可這卻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為。

    同樣在范成大自己的日記《攬轡錄》中卻記載著真實的事實：“民亦久習胡俗，態(tài)度嗜好與之俱化。”寫相州也只是說：“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哪里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者問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其后三年韓元吉出使金國，記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車內(nèi)，也不敢和當?shù)匕傩照f話，下車討水喝，遇到小孩和婦人，用語言試探，讓親信多次去偷偷詢問，“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

    于是乎絕大多數(shù)的文人清客，都繞過了具體的常識難題，去抽象地把愛國難題無限拔高，讓老百姓無所適從。而一大批古代憤青們，只看人挑擔不吃力，在一邊說風涼話最氣壯山河，到大事臨頭，人人得而藏拙，萬馬齊喑，明鋪暗蓋的當了順民，甚至改弦易張當上‘偽朝’的官，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國便面臨著一個深刻的“國際關系”困局，先是面對著整個北方契丹之遼，其后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當下的蒙古之元的軍事威脅，整個北方游牧民族史無前例地發(fā)展成為一個個國家前赴后繼地向宋要求領土和財富，和戰(zhàn)周旋成為了宋朝皇帝躊躇苦心的最大難題。

    在世人看來，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金軍圍汴京時人數(shù)只有六萬，蒙古勢力最高潮時人口約百萬，而宋朝人口超過一億，常備軍經(jīng)常在百萬以上。傳統(tǒng)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庶強盛的國家，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發(fā)達的時代。

    但是，偏偏這樣強大的帝國就是不敵落后文明的游牧民族小國，為什么？相信這是今日的中國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然而宋代士大夫文人仍然一面自夸自己方面的英雄豪邁，一面極力貶低異族國運漸衰，我軍萬夫不當之勇，敵人如鼠蟲狼狽污穢。除了不把對方視作人之外，也總是給予民眾一種很錯誤的假象，以為胡虜只是烏合之眾草寇鼠輩。可是戰(zhàn)事一起，這種愛國主義的豪言壯語和英雄氣概便全是一一落空。

    既如此，那么皇師不舉，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無心于此，還是軍隊兵將無能？如此糟糕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軍事管理狀況，文官集團、文人階級有深刻的反省和認知么？即或有識之士有所察覺，也是徒有道德空論，憂患情緒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與操作。即使在宋人的策論里，也是空論“和或戰(zhàn)”的主題，只在道德意義上奢談國策，并不致力于反思這些難題。

    當真是宋代這些士大夫階層都是鼠目寸光之輩，士人皆是空談之輩嗎？趙昺以為也不是，而是這些人在當前的制度之下不愿不能反思這些難題。眾所周知當有宋進入到一個近代性的經(jīng)濟世俗社會的時候，其政治行政組織卻反而形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統(tǒng)：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統(tǒng)治相當龐大繁復，另一方面卻依然是一個極簡單的中央集權制度。

    一個富庶而龐大、亂七八糟而腐敗、渙散而內(nèi)耗、享樂而過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縮而保守、道德而虛榮的國家，這就是宋代整體的實質形象。于是制度混亂，管理沖突，腐敗叢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優(yōu)質運行的力度，而腐敗日漸泛濫而無法禁止，導致人心、士氣、民族精神渙散，徒有焦慮，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后失據(jù)，艱難應戰(zhàn)而屢屢以慘敗割據(jù)賠款告終，一種頹喪失敗的氣氛彌漫社會，同時激起偏激憤懣、沉郁頓挫的精神心理障礙癥。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難題是在愛國與忠君之間產(chǎn)生了無可逾越的政治障礙。宋高宗趙構害怕北伐勝利奪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還，所以主觀上寧愿以財物金錢領土收買金人，同時指使宰相秦檜執(zhí)行投降政策，又經(jīng)營排除軍人擁兵自重趨向之制度，甚至不惜以莫須有的罪名自毀長城，置名將岳飛于死地。皇帝這樣極端自私的行徑，在士人筆下有真實的追究責問么……(未完待續(xù)。)手機用戶請瀏覽閱讀，更優(yōu)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