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記得在哪里，倪女士卻堅信那就是她剛到兵團的日子。

為什么這么確定？

因為記憶里同伴身上穿的軍裝，還是上海報名時發的那套，沒有補丁，也沒有洗到發白。大家的臉雖然被太陽曬得紅彤彤，皮膚卻白白凈凈，尚未留下風沙的痕跡。

徐根娣在她前邊，趙寶鈴在她后邊，抬頭挺胸齊步走，去連部參加發槍儀式。

“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身上穿的軍裝，頭上戴的軍帽，再領一把步槍，那不就是和真的部隊一樣？”

到了連部一看，哪里有槍？

傳說中的連部，也沒有一間辦公室。光禿禿的戈壁灘，撿幾塊石頭一圍，再支起一張黑板，粉筆寫著粗粗細細幾行字。

中間最醒目四個大字“發槍儀式”。上面一行字：“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下面一行字：“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數萬里，屯墾在天山”。

黑板周圍，堆放著竹筐、扁擔、獨輪車，還有成捆的坎土曼。

“這就是你們的槍！”連長抬手指向面前的戈壁灘，“這就是你們的戰場！”

十五歲的倪愛蓮，雙手白皙細嫩，只握過鋼筆，彈過鋼琴。接過坎土曼，沉甸甸的鐵頭直往下墜。不是連長眼疾手快拽了她一把，哐當落地的坎土曼只怕就砸在她腳上。

“坎土曼都拿不穩，還想拿槍？”連長直搖頭，“這玩意兒鋒利得很，能砍斷樹根，砸裂石頭。要是拿不穩，你們的腳趾頭只怕保不住。”

后來倪愛蓮用坎土曼挖土，手心一串血泡，手指十個血泡。頭一天還不覺得，舉著雙手和伙伴互相攀比誰的水泡多，誰最勤勞。第二天一握坎土曼，就知道什么叫鉆心疼。揮舞兩下坎土曼，血泡磨破了，眼淚忍不住往下掉。

連長看見了就說：“破了好啊，血泡破了起繭子。等這雙手打起了老繭，這把坎土曼你就拿得穩了。”

倪女士低頭看向掌心，柔軟微皺的皮膚上，早已不見當初的痕跡。

姜南下意識也看了看自己的手。想想坎土曼粗笨的模樣，應該比她慣用的“長槍短炮”更沉。

只有楊文慶笑哈哈：“一來就能用上坎土曼，這是有福氣咧。我老爹他們當年還得想辦法自己造坎土曼。”

那時候新疆百廢待興，維族老鄉手頭的坎土曼也緊缺得很，一把坎土曼幾家人輪流用。國家從蘇聯進口了五萬把，也要先支援農村。

兵團戰士就模仿著坎土曼，自己找來紅柳樹枝，自己打磨炮彈殼。組裝起來一使，居然真管用。

楊小槍挖坎兒井，用的就是一把自制的坎土曼。

一用就知道，難怪維族老鄉把坎土曼當成寶，在新疆這就是十項全能的農具。挖井筑梗，松土鋤草，裝撒肥料，引水灌田都能用。

“還能當飯盆。”倪女士突然冒出一句。

姜南想了想，坎土曼的鐵頭形似鐵鍬，寬平微凹，的確可以當容器。

“可是……這不干凈吧？”

“水渠里涮一涮，衣服擦一擦，不就干凈了。炊事班的大鍋就擱在地頭，扛著坎土曼過去來一鏟，再折兩根蘆葦桿子、梭梭草枝當筷子，就能開飯。吃完飯，趕緊繼續干活。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倪女士語氣平淡，甚至透著懷念，姜南卻聽得目瞪口呆。

這還是那個住在房車里，每天也必須梳頭化妝，刷牙五分鐘洗臉三遍，不允許車廂里出現異味的倪女士？

“真別說，用坎土曼吃飯怪香的。”楊文慶說，“我們小時候淘氣也這么干過，從家里扛一把坎土曼，偷幾個雞蛋。暑假天，沙地里的沙子曬得滾燙，把坎土曼朝沙里一擱，等幾分鐘打個雞蛋，刺啦刺啦的蛋就煎好了。”

七八歲的兵團娃娃，一邊搶著吃太陽煎蛋，一邊相互比誰挖的沙坑厲害。在幼小的心里，那不是沙坑，是水渠，是公路，是能一直修到北京的偉大工程。

他們學著他們的父輩、祖輩，一邊在烈日下揮汗如雨，一邊放聲歌唱：“一根木棍，一塊鐵板，結構簡單，用途廣泛。它是軍墾的武器……”

楊文慶興致勃勃地唱起來，忽而旁邊響起倪女士低低的和聲：“它是我們野餐的飯碗。走出地窩子，挺進戈壁灘……”

高亢和低啞，兩個聲音匯成同一個洪亮的旋律：“向大漠進軍，向荒原宣戰。我們披荊斬棘，高舉傳統坎土曼，我們是一往無前的坎土曼兵團。”

姜南默默劃動手機。偌大的互聯網，搜不到這首《坎土曼之歌》的詞曲作者，也搜不到準確的誕生時間，只知道這是一首兵團戰士自編自唱的“年代流行曲。”

就是在這樣的歌聲里，楊小槍拿著坎土曼，打出了坎兒井，種出了一茬接一茬的小麥、高粱、蔬菜和葡萄。

但是干旱、鹽堿和風沙實在可怕。第一年，絕大部分田地顆粒無收。直到第七年，尚有一半以上的田地絕收。這就是在戈壁灘上屯墾開荒的殘酷現實。

只靠坎兒井的涓涓細流，護不住幾千畝新開的田地，必須換種方式向天山“借水”。

1957年的十一月，楊小槍肩上扛著坎土曼，腰上別著十字鎬，來到天山腳下開鑿紅星總干渠。

吐魯番的冬天很少下雪，氣溫卻能低到零下幾十度，動輒十一二級的狂風能把人的耳朵凍掉。男同志開山挖渠，女同志就在戈壁灘撿卵石砌渠道。從冬天干到春天，每個人的手上都凍出了一道道血口子。

有關這段艱辛的回憶，楊文慶能說的不多，因為他老爹就很少提起。

他只知道，紅星總干渠修了八年才基本完成。修到第三年的春天，渠道邊舉辦了一場簡單熱鬧的集體婚禮，他老娘李貴英和他老爹楊小槍是八對新人中的一對。

陜西妹子李貴英是婦女運輸隊的一員，高個子，大手大腳，能背一整筐石頭上山鋪渠。他們生的頭兩個孩子都夭折了，直到紅星總干渠修成后，才養下了楊文慶的大姐，又在十二年后才有了楊文慶和他的小妹。

他還見過一件舊軍裝，右肩膀的位置疊了一層又一層補丁。這件舊衣和一雙橡膠鞋墊，兩枚獎章，一直被珍重地壓在李桂英的“嫁妝箱子”底。

“那個不是鞋墊。”倪女士忽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