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茶室是紐約最古老的點心茶樓，

夾在鱗次櫛比的唐人街建筑之間，

窄小，彎曲，帶著一種被時光浸染的暗沉色調。

這條街有個別稱——血腥角，

源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堂口之間那段充滿刀光劍影的歷史。

如今，血腥早已褪去，只剩下旅游指南上略帶獵奇的描述，

以及幾家老字號店鋪固執地守著舊日風貌。

南華茶室就在街角，靠近致公堂總堂的一側。

門面不大，紅漆木門，招牌是褪了色的繁體字。

推門進去，一股混合著舊木頭、茶葉和點心蒸氣的溫暖氣息撲面而來，

與門外四月初紐約尚存的微寒形成鮮明對比。

內部是復古的中式風格，紅墻，深色木桌木椅，天花板上吊著老式風扇。

人聲嘈雜，多是粵語，間或夾雜著英語和普通話，

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老華僑，或是對此情此景感興趣的外國游客。

陳誠今天穿得比較休閑，外面套了件剪裁利落的薄呢外套，

既不失禮，也不顯得過于正式拘謹。

他進門后略一打量，便看到靠里側一張較大的圓桌旁，

司徒文、周子安和趙啟民已經到了。

他們今天也穿得相對隨意，正低聲交談著。

看到陳誠，司徒文率先站起身，臉上露出笑容，招手示意。

陳誠快步走了過去。

“陳先生，很準時。”司徒文用帶著明顯福建口音的普通話說道，握手有力。

“司徒先生，周先生，趙先生，讓你們久等了。”陳誠微笑著與三人一一寒暄。

“我們也剛到不久。坐，坐。”司徒文招呼著，幾人落座。

服務生很快過來斟上熱茶，是香氣濃郁的普洱。

陳誠能感覺到，司徒文三人今天的態度比昨晚在派對上更放松，

也更……像是一種自已人的關照。

他們聊了聊紐約最近的天氣，唐人街的變化，一些無關緊要的閑話。

但陳誠心里清楚，這頓早茶的重點，還在后面。

大約坐了十幾分鐘，茶點剛上齊，紅漆木門再次被推開。

一位穿著深藍色綢面唐裝、頭發銀白但梳得一絲不茍的老人，

在一位同樣穿著中式服裝的中年人陪同下，緩步走了進來。

老人約莫八十歲上下，身材清瘦，背脊卻挺得筆直，

面色紅潤，眼神清亮，精神矍鑠，行走間步履穩健，毫無老態龍鐘之感。

他一進來，茶室里原本的嘈雜聲似乎瞬間低了下去。

不少老茶客都停下筷子，朝門口望去，有的點頭致意，

有的低聲跟同伴說了句什么，眼神里帶著明顯的尊敬。

司徒文三人立刻站起身。陳誠也隨即跟著站起。

司徒文快步迎上去兩步，微微躬身，用帶著口音的普通話恭敬道：“黃爺，您來了。”

黃老先生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拍了拍司徒文的手臂，

目光隨即越過他，落在了陳誠身上。

那目光并不銳利，卻有種沉淀了歲月的通透感，仿佛輕輕一掃，便能將人看個七八分。

陳誠不等司徒文介紹，已主動上前一步，

微微欠身，態度恭敬而不卑怯：

“黃老先生，您好。我是陳誠。勞您老人家親自過來，實在不敢當。”

他說的普通話字正腔圓，語氣真誠。

黃老先生打量著他，臉上的笑意加深了些，

開口道：“后生仔，唔使客氣（年輕人，不用客氣）。

系我老頭子想見見你。”

老人的聲音有些沙啞，卻中氣頗足，

帶著老派廣府話的口音，但說的普通話倒也清晰可辨。

他說的“后生仔”三個字，讓陳誠心頭莫名一暖，

那是一種屬于長輩對看好的晚輩的、帶著地域特色的親切稱呼。

黃老率先在圓桌的主位坐下，示意眾人。

“來，坐，都坐。站著做乜嘢（站著干什么）。”

眾人重新落座。

服務生迅速撤換了茶具，奉上一套更顯古拙的紫砂壺和茶杯，重新沏了茶。

茶香裊裊，陳誠分辨不出來年份，只覺得香氣比之前那茶要沉郁一些。

點心車又被推了過來，司徒文低聲詢問著黃老的意見，

揀選了幾樣更清淡軟糯的點心，放在老人面前的小碟里。

黃老擺擺手，對陳誠笑道：

“后生仔，食多啲（年輕人，多吃點）。

呢度嘅蝦餃同埋馬拉糕（這里的蝦餃和馬拉糕），仲系老味道。”

“謝謝黃老。”

陳誠依言夾了一塊晶瑩剔透的蝦餃，味道確實鮮美。

但他心思并不全在吃食上，他能感覺到，

茶室里仍有不少目光似有若無地飄向這張桌子。

黃老在這個社區的地位，可見一斑。

閑閑地用了幾口點心，喝了半盞茶，黃老放下茶杯，

目光再次落在陳誠臉上，閑聊般開口：

“聽阿文講，你系東北人？點解會嚟美國發展音樂？

（聽阿文說，你是東北人？怎么想到來美國發展音樂？）”

問題看似隨意，卻直接切入了核心。

陳誠放下筷子，認真回答道：

“是，我從小在長春長大。

來美國，最初是因為覺得這里的音樂環境更多元，機會也更多。

我想做的音樂，需要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和不同的聲音。”

他頓了頓，補充道，“當然，也有一點年輕人想出來闖闖、見見世面的心思。”

“闖闖好，闖闖好。”

黃老點點頭，眼神有些悠遠，

“我像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也系想著要出來闖。

不過我那陣時，環境同現在，真系一個天，一個地。”

他慢慢啜了口茶，似乎陷入了回憶，聲音平緩地開始講述：

“我祖籍臺山，小時候聽阿爺講，

太公那一輩就過咗來（就過來了），

太平洋鐵路，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華工的尸骨。

修鐵路，開洗衣鋪，什么苦都食過……

后來到了我父輩，情況好了啲，

但是排華法案像一把刀，一直懸在頭頂。”

老人的話語不疾不徐，帶著一種口述歷史般的質感。

他講到了更早的華人先輩如何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掙扎求存，

建立社區，互相扶持。

講到了致公堂在那些歲月里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宗親組織，

有時甚至是孤立無援的華人唯一的依靠和發聲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