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0日，下午燕京功德林。秋日的陽光透過功德林院子里的老槐樹，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下午三點，幾輛吉普車駛入功德林大門，沒有鳴笛，安靜得反常。

劉廣志所長早就接到通知，穿戴整齊在院子里等候。車停穩后，第一輛車上下來幾個人，中間那位身材高大，穿著洗得發白的灰布中山裝，頭發向后梳著，手里夾著一支煙。

正是先生。

劉廣志快步上前：“首長，您來了。”

先生點點頭，環視院子：“這里關了多少人？”

“兩百三十七人，主要是原國民黨軍級以上將領。”

“條件怎么樣？”

“按您和中間的指示，伙食按師級標準，每天有學習時間，可以讀書看報。重病號有醫生定期檢查。”

先生吸了口煙：“帶我去看看小表弟。”

劉廣志一愣：“小表弟……他情緒不太好，上個月還鬧絕食。”

“我知道。”先生把煙蒂扔在地上，用布鞋碾滅，“他是我表弟，我去看看。”

小表弟正在菜地澆水，看見先生，動作停了一下，然后繼續澆水，仿佛沒看見。

先生笑了笑，走過去：“表弟，還在生氣呢？”

小表弟是先生的表弟，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孫，黃埔四期畢業，曾是共和黨員，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脫黨加入國民黨，官至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淮海戰役中被俘。

“不敢。”小表弟頭也不抬，“現在是階下囚，哪敢生先生的氣。”

先生蹲下來，也不嫌地上臟：“咱們表兄弟，幾十年沒見了。上次見面還是……1927年？在江城？”

小表弟終于抬起頭，看著先生：“1927年8月，你要去三湘組織秋收起義，我去南昌參加起義。你勸我跟你走，我沒聽。”

“是啊，”先生點頭，“你要是當時跟我走，現在可能是開國將軍了。”

“那不一定。”小表弟冷笑，“跟你走的人，后來死了多少？瞿秋百、方志民、劉志單……還有我親哥哥文賓，死在長征路上。我要是在赤軍里，可能早就死了。”

這話說得尖銳。旁邊的劉廣志臉色一變，想上前制止，先生抬手攔住。

“戰爭總要死人。”先生平靜地說，“國民黨那邊死得少嗎？抗戰死了多少將軍？內戰又死了多少？你算過嗎？”

小表弟語塞。

“我不是來跟你爭論誰對誰錯的。”先生站起來，“我就是來看看你。聽說你在功德林表現不錯，愛讀書，愛學習。這很好。”

“學習有什么用？學了也是戰犯。”

“戰犯是暫時的。”先生說，“華夏需要各方面人才。你懂軍事，懂政治，還懂點外交——聽說你在軍統時跟美國人打過交道。這些將來都有用。”

小表弟盯著先生，眼神復雜。他知道這個表哥的能耐，也知道共和用人的氣度。傅作一、程倩、陳明人……這些起義將領都得到了重用。可他不一樣，他是被俘的，而且曾經是共和黨員后來脫黨，這在共和看來是“叛徒”。

“先生，”小表弟終于開口，語氣緩和了些，“我只有一個請求：如果我出不去，讓我死得體面點。不要公審，不要游街。”

先生笑了：“你想多了。華夏不搞那一套。好好改造，將來會有出路。我先生說話算話。”

他拍了拍小表弟的肩，轉身離開。走了幾步，又回頭：“對了，你母親還在三湘老家，身體還好。我已經讓人照顧了。”

小表弟身體一震，眼眶突然紅了。他低下頭，繼續澆水，但手在微微顫抖。

先生走向東院，李宇軒的房間。

房門開著，李宇軒正在看書，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先生，他愣了一下，然后緩緩站起身。

“人明。”

“老師。”先生站在門口，微微躬身——這是學生對老師的禮節。

李宇軒做了個請的手勢：“進來坐。”

先生走進房間，打量了一下：書桌、書架、床、洗臉架，簡單但整潔。書桌上攤著幾本書，他瞥了一眼——《孫子兵法》《戰爭論》《共和宣言》，還有一本英文版的《大地》。

“老師還在用功。”先生在椅子上坐下。

“閑著也是閑著。”李宇軒給他倒茶，“你怎么來了？日理萬機的。”

“再忙也得來看老師。”先生接過茶杯，“當年在星城第一師范，您給我們講世界軍事史，一講就是一下午。那些課，我至今記得。”

李宇軒笑了笑：“那時你總是坐在第一排，問題最多。”

“是啊，”先生回憶道，“我問您：為什么華夏老是挨打？您說：因為落后，因為分裂，因為沒有現代化的軍隊。我說：光是軍隊現代化夠嗎？您說：不夠，還要政治清明，經濟發達，人民團結。我說：那得革命。您說：革命會流血。我說：不革命流更多血。”

兩人都笑了。那是1914年的對話，35年過去了。

“您當年覺得我太激進。”先生說。

“是有點。”李宇軒點頭，“但后來我想通了，華夏那樣子，不激進改不了。只是沒想到，最終走通這條路的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