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31日的昆明，寒意漸濃。李宇軒坐在辦公室里，窗外是淅淅瀝瀝的冬雨。親信輕手輕腳地走進來，將兩份電報放在紅木辦公桌上。
“主任，金陵和陜北都來了電報。”
李宇軒先拆開金陵的電報，上面是校長熟悉的語氣：
“景行吾弟：赤匪竄抵陜北，元氣大傷，正宜乘勝追擊，永絕后患。望即整飭所部，開春后北上會剿。民族復興，在此一舉。”
他面無表情地放下，又拆開另一封。這封電報用的是一張略顯粗糙的紙張：致景行先生吾兄臺鑒：
憶昔星城一師執(zhí)經問難之日，先生春風化雨，啟我蒙昧、正我文風，于修身治學、立世救國多有教誨。猶記先生講授經史時，每論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聲情激越，令我輩熱血沸騰。燈下批改課業(yè)，字字珠璣，既嚴責疏漏，更勉以“經世致用”之學 。彼時受教之恩，弟銘感五內，未嘗一日或忘。
后共事黃浦軍校，先生擘畫軍事教育，我則奔走農運宣講，雖所司各異，然同為踐行革命理想、培育救國英才而戮力，朝夕切磋，意氣相投。先生嚴謹之治校風范、深沉之報國情懷，更讓弟深知“救華夏”非空談，需以實干奠基、以鐵血擔當。昔日師生，今朝同志，那段同舟共濟之時光，至今思之，仍感懷不已。
今華夏沉疴日重，日寇鐵蹄踏破東北、蠶食華北，《何梅協(xié)定》之屈辱未散，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亡國滅種之禍已迫在眉睫。弟率赤軍萬里長征，歷雪山草地之險、經槍林彈雨之苦，非為割據一方，實乃為北上抗日、救亡圖存。此心此志，如先生昔日所教“正大光明”，昭如日月，可鑒天地。
先生今侍中樞，深得信任，且素懷忠貞之志、經世之才，當明“民族大義重于一切”之理。昔日黨派之見、政見之分，在亡國危機面前，皆為細枝末節(jié)。唯有停止內戰(zhàn)、團結御侮，方是華夏存續(xù)之正道。弟愿拋卻前嫌，率赤軍與國民政府軍隊并肩作戰(zhàn)，共組抗日聯(lián)軍，同赴國難，以報家國養(yǎng)育之恩，以踐先生昔日教誨。
望先生以蒼生為念、以社稷為重，力諫當道，促成國共攜手。若能化干戈為玉帛，聚散沙為磐石，共驅外侮、還我河山，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先生之功，亦將永載史冊。
昔年受教于一師，受益終身。今盼共赴國難，再續(xù)師生同志之誼。翹首以盼先生明斷，靜待佳音。
敬頌康泰！
弟 泳之 謹啟
1935年12月31日
李宇軒把泳之的信反復看了三遍，每一個字都像是在叩擊他的心扉。最終，他緩緩將信投入火爐，看著火舌吞噬那些力透紙背的字跡。
“主任，怎么了？”親信注意到他神色不對。
“沒什么。”李宇軒望向北方，目光似乎要穿透重重山巒，
同一時刻，在陜北瓦窯堡的一孔窯洞里，古月正伏案疾書。油燈的光暈映照著他清瘦的面容。
“古月，還不休息？”周明掀開門簾走進來，帶來一身寒氣。
“給李老的信已經發(fā)出了。”古月放下筆，“我在想，他會不會理解我們的誠意。”
師爺在炕沿坐下：“李宇軒這個人，雖然跟著委員長，但民族大義還是分得清的。今年長征過西南時，他的部隊就對我們網開一面。”
“這正是我給他寫信的原因。”泳之點燃一支煙，“如今日寇步步緊逼，華北危在旦夕。若是能爭取到李老這樣的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多了一份希望。”
窗外傳來陜北高原特有的風聲，像是這個古老民族在危難中的嘆息。
金陵總統(tǒng)府內，校長正在書房里來回踱步。陳不雷侍立一旁，不敢出聲。
“景行最近有什么動向？”委員長突然停下腳步。
“李軍長一直在整頓西南政務，訓練新軍。不過……”陳不雷欲言又止。
“不過什么？”
“最近有一些傳言，說李軍長私下里對剿匪不太積極。”
校長冷哼一聲：“景行是跟我從小一起長大的，他不會背叛我。”
但他心里卻泛起一絲不安。想起今年匪軍過西南時，李宇軒的部隊總是“慢半拍”。想起這些年李宇軒屢次勸諫“先抗日后剿匪”。想起他們之間越來越頻繁的爭執(zhí)……
“給景行發(fā)的電報，他回復了嗎？”
“還沒有。”
委員長走到窗前，望著金陵城的萬家燈火。這個他苦心經營多年的首都，如今卻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李宇軒獨自一人留在辦公室。兩份電報的內容在他腦中反復回響。
少東家的電報充滿命令式的口吻，字里行間透著不容置疑的權威。這讓他想起三十多年前，他們同在日本時的日子。那時的少東家還是個熱血青年，他們曾一起發(fā)誓要拯救這個國家。
而泳之的信，則像是一記重錘，敲打著他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民族危亡甚于一切”——這句話何嘗不是他這些年來最深切的感受？
他想起1931年東北淪陷時自已的憤怒，想起1932年淞滬抗戰(zhàn)時自已的請戰(zhàn)，想起這些年一次次勸委員長先抗日而無果的無奈……
“主任，”親信再次敲門進來，“已經午夜了。”
李宇軒這才意識到，自已在辦公室里呆坐了整整四個小時。
他突然問道，“如果你是現在的我，你會怎么做？”
親信愣住了，良久才說：“屬下不敢妄議。”
李宇軒苦笑：“連你也不敢說真話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