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0日，臘月二十六，共和國的京城。
這一天是本月的第二個周末。
還別看北風裹著冰碴子橫掃街巷，但依然阻擋不了的一些人臨近年底想要出來好好玩玩，放松放松的熱情，特別是一些有孩子的父母。
只是在京城游樂園的人潮里，最響亮的卻不是孩子的歡叫，而是在門口售票處窗口前，大人們此起彼伏的抱怨。
“哎喲喂，怎么光門票就這么貴啊！”
正在京城游樂園門口排隊隊列里的一個普通的年輕工人和他的女朋友，一下子就從幸福的期待中，被迫回到殘酷的現實中。
因為他們是頭一次來這里游玩，剛剛看清窗口上貼的票價。
結果他們都驚訝的發現，在這里買一張各種游樂項目的通票，居然要二十元，兩個人就要花四十元。
哪怕只買游覽的門票也要八元。
如果他們要再吃點飯，買點零食和小物件什么的。
那口袋里的鈔票豈不是如同長了翅膀一樣，全都飛走了？
要知道，他們每個人的工資才差不多一百五十塊。
玩兒上這么一次，就要花掉他們一個人大半拉月的收入，怎么可能不心疼？
所以他們的抱怨，也并非個例。
實際上，他們身前身后一起排隊的那些人，不但沒人覺得小伙子是小氣，反而還產生了大量的共鳴。
“可不，就這一張票的價錢，都夠半扇子排骨的了！真夠黑的了。”
一個穿軍綠色軍大衣的漢子帶著自己的孩子，排在他們后面，也是心疼得直咧嘴，就仿佛看見游樂園的職工把他的半扇子排骨當面燉了吃了似得。
甚至就連他后面一家三口的爹也跟著嘆氣，聲音里滿是無奈，“門口貴也就算了。關鍵是里面的東西也貴。就說這棉花糖，忒坑了，別的公園都三毛，這兒敢賣一塊！一小團糖絲就要一塊錢。我就沒聽說過這個價兒！”
然而盡管抱怨聲浪一陣高過一陣，卻沒半個人真的轉身離開。
雖然有人一邊嘟囔“半個月工資快沒了”，或者是有人嗔怪“這趟太虧了，下次再也不來了”，但排隊來到花錢的地方了，該掏錢的時候還是不含糊的。
手里拿到票后，人們也是著急忙慌趕緊往游樂園里走，唯恐遲了一分鐘，就少享受了一分鐘的快樂。
不為別的，就因為京城游樂園無論是游樂場運營模式及游樂設施在當下是屬于全國獨一份的天花板存在。
總面積40萬平方米的游樂園全部仿照日本游樂場的模式建立，首批共19項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型游樂設施全部是進口而來。
比如說，高達62米、轉輪直徑為47.4米的摩天輪是當時亞洲最高的摩天輪，有人甚至形容說“坐上去就好像可以看到半個京城”。
再比如說，時速高達80公里的超級過山車，當時被稱作“螺旋滑行車”。
游樂園里還有國內首臺空中單軌列車以及旋轉木馬、激流勇進、飛碟、快樂杯、吃驚房屋等新鮮玩意兒。
而早已風靡日本等多個國家的動物造型充氣彈跳屋也是在這里首次對國內的孩子們亮相。
孩子們可以光著腳，在軟綿綿、有彈力的鴨子屋中自由跳躍而不必擔心磕碰。
說白了，大多數的家庭都是為了孩子來的。
現在的孩子都是獨苗，而且相互之間也會攀比。
對于京城孩子們來說，到這樣的京城游樂園玩一趟，儼然成為跟同伴炫耀的“資本”。
別人家的孩子來了，自己的家的當然也不能委屈了，總得見識見識。
更別說，對許多家庭的孩子來說，也都是不知纏磨了多少回，才讓父母松口的。
他們盼這趟游樂園都是盼了小半年，有些還是期末拼命考出了好分數，和父母兌換的獎勵。
眼瞅著寒假都快過完了，作為爹媽來講，總不能真的打道回府，掃了孩子的興。
所以這潑天的寒氣，和要命的票價，根本就沒攔住攢動的人潮。
到底有多火，你就看那售票處的窗口前排了多長的隊伍就知道了。
排隊人緊密相連，從大門口一直蜿蜒到街邊的冰泥路上。
人人裹著臃腫的棉襖棉褲，圍巾把半張臉埋進衣領，只露出一雙雙被熱氣熏得發亮的眼睛。
裹著厚厚棉猴兒的孩子們或被大人揣在懷里，或是和爸媽拉著手，也有些挑了點，不安分的扒著大人的肩膀抻脖子往園子里望。
反正多數人嘴里嘰嘰喳喳的喊聲蓋過了風聲。
“爸，一會兒我要坐過山車！”
“媽，咱們想去玩碰碰車，我要開碰碰車！”
別的不說，就沖這份排了大半天隊才能買到票的辛苦勁兒來說，誰又舍得輕易離開呢？
要是一腳踏進園子里，則更會看到另一番熱氣騰騰的光景。
過山車的軌道在鉛灰色的凍云下劃出凌厲弧線，等候區的鐵欄桿被擠得水泄不通，大人孩子摩肩接踵，呼出的白氣聚成一片薄薄的霧靄，飄在半空久久不散。
空中自行車的隊伍拐了三道彎，家長們搓著手、跺著腳取暖，嘴上卻耐著性子哄孩子，“快了快了，再等一根煙的功夫就能坐了。”
碰碰車場地的圍欄外里三層外三層，金屬碰撞的哐當聲、孩子的尖叫聲、大人的叫好聲混在一起，熱鬧得能把寒風都撞碎。
穿藍布工裝的工作人員，更是忙得腳不沾地。
檢票員的手套早被汗水浸得發潮，手里的檢票鉗開合得飛快，胳膊酸得抬不起來，額角的汗珠子順著臉頰往下滾，剛流到下巴就被冷風凍得發僵。
賣零嘴兒和飲料的姑娘扯著嗓子吆喝著，聲音都劈了岔，商亭旁邊的垃圾桶堆成了小山，光看食品包裝紙就知道這兒的東西不愁賣。
還有維持秩序的師傅專門攥著擴音喇叭，在人群里來回穿梭，棉帽子的帽檐掀在腦后，額頭上的汗順著皺紋往下淌，在脖子里匯成一道涼絲絲的水線。
你說這奇怪不奇怪？
明明是滴水成冰的天，他的工裝后背竟洇出了一大片深色的汗漬。
總而言之，別看這天北風呼嘯，樹梢的霜棱子閃著冷光，街邊的積雪凍得硬邦邦。
可園子里的人潮、喧鬧和熱氣，早把那點刺骨的冷意沖得七零八落。
在無數的人聲鼎沸和歡聲笑語里，陽光偶爾從云縫里漏下來，落在攢動的人頭和亮閃閃的游樂設施上，竟透出幾分暖洋洋的、快要過年的喜慶來。
這就是京城目前最受歡迎的現代化娛樂場所，也是京城最能吸金掙錢的地方。
絕不夸張的說，連故宮這么牛的地方現在賣門票也賣不過它去。
畢竟對于當代的華夏老百姓來說。
雕梁畫棟的古建哪兒都有，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
皇上的宮殿多多少少總能猜出個模樣來，不算過于神秘。
但是像游樂園里種種充斥著科技感的大型電氣化游樂項目，國內還沒法制造，屬于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卻是想都想不出來的玩意。
體會這種代表著時髦都市生活的現代化娛樂設施，更是少數居住在共和國首都的老百姓才能擁有的特權。
因此能來一次京城游樂園，無人不感覺很神秘，很刺激，甚至可以說是帶有了一種對于舶來文化崇拜一樣的向往。
那么由此而產生消費溢價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兒了。
這就像一桶制造成本不過一塊錢的速溶咖啡粉，在國內冠上鳥巢的商標，就可以賣到十幾塊一桶。
就像一只成本不過兩塊錢的白條雞，被肯塔基用快餐烹飪方式給拆分，再做出來，卻能賣出至少五十元的高價。
就像一瓶軒尼詩XO，寧衛民從法國進貨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的成本。
卻可以在京城歌舞廳賣出八千八百八十八的高價一樣，都會產生令人難以想象的暴利。
然而盡管事實如此，但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一件事卻是——京城游樂園這個目前在全國都有名，完全占據了京城黃金地帶的地理優勢，以及京城一千萬人口客流量的游樂園，居然在賬面上一直以來是長期虧損的，這誰敢相信？
說到這個始建于1984年的游樂園，雖然是讓當代無數京城孩子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和歡樂的記憶的地方，但其實很多內幕是不為人知的。
說起來這個項目之所以立項，率先提出這一想法的是京城園林局，初衷是改變南城缺少大型游樂場所的狀況。
在當時，這一建議得到了重文區政府的大力支持，隨后就決定引進外資來興建游樂園。
但是盡管派人出國考察了那么多地方，接觸了不少適合合作的外企公司，但最終區政府卻還是沒能避開這個合作計劃的大坑，依舊落入了一個商業陷阱。
因為各方面的綜合考慮，在一位“德高望重”人士的促成下，最終區政府決定還是與日商合作，而這就直接導致了后來說不盡的惡心事。
雙方的合作，簡言之是日方出錢，中方提供土地使用權。
區政府計劃經濟委員會簽發于1984年9月26日的《關于建立中外合資BJ游樂園的項目建議書》顯示，區政府認為，在龍潭湖公園中湖一帶建設游樂園，在不破壞綠化的前提下，提高市民生活質量，并可為國家增加稅收。
建議書上交半年后，也就是1985年2月21日，雙方簽訂了合作協議。
其時，甲方是重文政府所轄的華夏京城龍潭旅游開發公司，乙方為日本國日中總合開發株式會社。
在這份為期15年的合同中，雙方約定出資二十億日，按當時匯率約差不多為2000萬人民幣注冊成立京城游樂園有限公司。
其中日方出資十二億日元為現金和設備，占六成的股權。
區政府出資八億日元占四成的股權，為拆遷補償和樹木水產損失費及十五年的土地使用權。
此外，日方另出資四十六億日元，作為后期運作的無息貸款。
對于游樂園發展前景，重文區政府自然寄予厚望。
雙方合作期限十五年，預計收入1.9億元，各方所得比例為：35.8%國家，合資中方34.1%，合計69.9%，合資日方30.1%——這是重文區計劃經濟委員會對游樂園收入的一個保守預期。
按此預期，京城游樂園未來將給中方帶來1.3億多的收入。
但后來的發展，并未如雙方所愿。
經過將近三年的籌備和兩年的建設，1987年4月18日，由“京城龍潭旅游開發公司”與日本日中綜合開發株式會社的京城游樂園，在龍潭湖湖畔正式落成。
當時各大報紙都報道了這件事，把這個京城第一家游樂園譽為“京華迪斯尼”。
而開門營業后的第一個“六一”兒童節，京城游樂園就深切體會到了京城人對于新鮮事物的渴望和熱情。
根本沒做什么宣傳，就有多達數萬的游客從京城的各個地區涌入京城游樂園。
1987年，很多京城孩子在還不會騎自行車的時候，就已經在父母的陪伴下，先體驗了空中自行車的樂趣。
過去只有在電視上才能看到的過山車和激流勇進，成了最受游客追捧的項目，想要玩一次，至少要排上一個多小時的隊。
而且當時還不是通票制度，游樂園門票就要1元、花1.5元坐一次大觀覽車，而過山車和激流勇進的票價更是高達每人次4元錢……這樣的收費顯然比通票更貴。
那一年，盡管全部時間都算上，只營業了八個月不到，但京城游樂園的客流量卻達到了夸張的100多萬人次。
可就是這樣的火爆，但根據日方提供的財務數據，游樂園的運營卻是年年巨額虧損。僅僅是到1988年底，游樂園的虧損已達千萬元，幾乎占掉先期投資的三分之一。
日方給出的虧損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日元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二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遺留的人員臃腫、辦事效率低等問題。
對此不靠譜的理由，區政府自然是不會輕易相信，日方明顯是想讓他們背鍋嘛。
何況他們別的不知道，可是每天都看見門票和商品買得飛起啊，怎么可能相信日方的說辭。
可問題恰恰在于國內的工業水平實在落后上了，由于所有設備都是日方提供的，他們一口咬定維護成本巨大，耗費太多，區政府也沒有辦法證明他們搞了鬼。
于是這就麻煩了，碰上這么無恥的合作方，可想而知區政府是個什么心情？
現在日子最不好過的，其實并不是那些天天在東京看著股市房市繼續下跌的日本人，也不是那些公司經營受到日本經濟負面影響的日本公司。
而是遠在共和國內地，幫著日本人忙和來忙和去，明明眼瞅著合資項目運營一切正常卻被欺負的連一分錢都拿不到的重文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