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將參見主公！恭賀主公再創(chuàng)勛業(yè)、克定江陵，如今建行臺于襄陽、專制江漢，再不必受國中庸夫愚老的鉗制阻撓，于主公大喜，于末將等更是大喜！”

　　如此熟悉的攻擊力和打擊面，不用問必然是出自賀若敦之口，這家伙之前一直在坐鎮(zhèn)巴地，如今隨著局面逐漸平穩(wěn)，便也率部來到襄陽，部伍駐扎于襄陽城外后，他便入城登堂來見。

　　李泰自然不會順著賀若敦的話討論什么庸夫愚老的問題，而是微笑說道：“賀若將軍前率師旅出征巴蜀，聲播三巴之地，事亦甚雄。前者荊州大軍所以能夠從容布置、克定江陵，將軍雖未與事，但也同樣有輔佐之功。”

　　這倒也并不是客氣話，之前賀若敦所駐守的巴西雖然距離江陵戰(zhàn)場很遠，沒有什么直接的牽連和互動，但卻與成都之間形成了互相制約的關系。

　　李泰在搞定于謹之后仍然敢于從容布置、繼續(xù)進取江陵，而宇文泰只能坐視后續(xù)一系列事情的發(fā)生，也是因為他各種可能發(fā)起反制的途徑都被限制了，比如說蜀中的力量就完全調度不動。

　　直接出手掀桌子是很爽，但掀桌子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發(fā)泄、之后彼此打出狗腦子，是掀完桌子你還得給我忍辱負重的扶起來。看似冗員冗事的安排，到最后只是為了一個有利于自己的局面順理成章的出現(xiàn)。

　　“言雖如此，但末將分身乏術，未能隨同主公成此壯功，心中也是深感遺憾啊！”

　　賀若敦聽到這話，臉上也露出幾分自矜之色，但很快又一臉惋惜的說道：“末將歸府途中行經江陵，觀其城防大概，心中也略演攻防之術，愈感主公定勢之迅猛確非常人能及。即便末將引部來圍，也絕無可能比主公做得更好。主公誠然英明神武，然則當時用兵、師無宿將，遂使豎子成名。若末將當時在軍，絕不會由人笑我因勝于敵，必能奮力勇戰(zhàn)、速克堅城，使我主公威名更加雄震江漢！”

　　此言一出，堂內眾將臉上多多少少有些不自然，而李泰臉上雖仍保持著微笑，但笑容也多少有幾分僵硬。這賀若敦可真是一朵帶刺的玫瑰啊，老子打完江陵之戰(zhàn)半年多，除了你還沒有哪個敢笑話！

　　一段時間不見，這家伙似乎毒性變得更猛烈了一些，李泰也不敢再任由其人繼續(xù)發(fā)揮，便抬手示意賀若敦且先入座，然后將視線轉望向與之同來的李遷哲，笑語說道：“湘州局面，多仰李將軍鎮(zhèn)定，如今彼境情勢如何，還請將軍詳為分講一番。”

　　湘州之戰(zhàn)結束后，李遷哲便留鎮(zhèn)彼處，如今局面初步穩(wěn)定下來便歸府述職，順便向臺府進奏一下自己針對湘州治理的構想和計劃。

　　“湘州兵事雖已，但其地染禍由來綿長。王琳據(jù)城以來，更是以暴治民，如今城邑雖得，但民居十室九空，百姓囊無粒谷……”

　　聽到大王此言，李遷哲便入前一步將湘州如今的局面講述起來。

　　相對于元氣基本保留下來的江北江陵，湘州的情況用凄慘甚至都不足以形容，民生秩序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與摧殘。尤其是王琳曾經駐守過的長沙城，幾乎沒有多少平民留存下來，絕大多數(shù)民眾家產都遭到剝奪，自身也淪為軍奴。

　　史書記載王琳死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流涕。估計這些人應該不包括湘州人，畢竟湘州都快被他禍禍的沒人了，這么一想也挺合理。

　　李遷哲在經過一番梳理統(tǒng)計后，在如今的湘州又收得民眾五萬余眾，這其中既包括他之前所召集起來的那些蠻人部伍，也包括長沙城投降后所接收的那些降人武裝，扣除這兩部分，真正屬于平民的不過幾千眾而已。

　　這個數(shù)字初看之下沒有什么，但若仔細尋味一番，簡直就可以稱得上是慘絕人寰。湘州首府所在的長沙，便是長江以南、洞庭湖周邊最大的中心城市。而這么廣闊區(qū)域的一個區(qū)域中心，竟然只收得平民幾千人，而且盡是赤貧之眾。

　　究竟怎么殘暴的統(tǒng)治、怎樣可怕的折磨，才會造成這樣的局面？

　　在聽完李遷哲的匯報之后，李泰也是沉默片刻，然后才又發(fā)問道：“依李將軍所見，日后湘州該要作何經營，才能盡快恢復元氣？”

　　“末將此番歸府，正為向大王陳奏所計。如今湘州百事俱困，若欲歸治殊為不易，當下最為憂困者，一是人丁，二是錢糧！”

　　李遷哲也不多說廢話，當即便講出湘州眼下所面對最大的問題。

　　眼下湘州雖然還有幾萬余眾，但這些人要么是蠻人部眾、要么是降卒武裝，顯然不能作為正常的民眾安排，需要更加妥帖周全的處置。至于湘州府庫，則就完全是一個空殼子，李遷哲這段時間全是靠著之前大軍撤回時所留下的輜重物資才略得維持。

　　“湘州雖然適亂年久，但也絕非好斗之鄉(xiāng)，其地水豐田肥、物出頗饒，若得善治，恢復亦快。末將因其人情地理，略成腹計，沿湖屯田，因山植蔗，得此二者，湘州得治近矣！”

　　李遷哲歸府一趟，當然不能只是訴苦，很快便又講起自己的治理方略：“洞庭湖周邊多平野沃土，但因其地久荒失治，亦多江湖匪盜。若是倉促均田，民盡為匪盜食矣！屯田造戍，不失防備，縱有匪盜來擾，不能傷也。久則元氣自生，民生愈安，耕織有時，必可倉儲漸豐。

　　湘州地處南陸，暑長日烈，蔗苗喜生，其山野之間本多野蔗。舊沔北造糖所用蔗料亦多產自湘州，轉道江陵由江陵人售來。今我既據(jù)其地，自當整地造圃，大興蔗園，壯其地利，民自歸附！”

　　李泰聽到李遷哲所提出的這一思路，心中也是大感興趣。沿湖屯田這一點倒沒什么可說的，一地欲治必先興農。南梁時期的洞庭湖周邊已經擁有了可觀的開發(fā)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也不至于暴躁的一打這么多年，早特么都餓死了。

　　以洞庭湖周邊的農業(yè)生產作為治理湘州的基礎產業(yè)，這一思路正合時宜。而講到耕田，那自然是漢民本業(yè)，所以未來湘州的興治也必然是以其地漢民為主體，兼而包容吸納周邊地區(qū)的蠻人部族。

　　畢竟就算到了后世，湘西地區(qū)也生活著眾多的少數(shù)民族。而想要治理湘州，這些蠻人部落就不能排除在外，而是需要積極的將他們教化組織起來，使生蠻轉化為熟蠻，乃至于最終融入到漢民體系中來。

　　李遷哲思路的后半段因山植蔗則就比較有意思了，甘蔗這種作物倒也不是說多么的喜旱喜高，只是厭澇，生長周期中一旦做不到及時的排水防澇，那么成熟后就會品質不佳、糖分不高，乃至于大片的爛根澇死，所以選擇種植在平原和山野過渡的坡地上比較好，再加上湖南地區(qū)氣候、雨水方面都比較適宜種植這一作物，到了后世也是甘蔗的大產區(qū)。

　　李泰之前便用蔗糖的生產來吸引巴蜀地區(qū)的豪強配合行事，而蔗糖產業(yè)的利潤如何自然也不需要多說。一旦其產業(yè)規(guī)模大面積的鋪開，那所迸發(fā)出來的能量絕對驚人。

　　古代社會消耗量最大的自然就是維持生計的糧食和保暖御寒的布帛，所以耕織向來都是一個政權的重中之重。而排在糧帛之后的，則就是各種癮品，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便是食鹽、茶葉與蜜糖等等。

　　這些癮品往往作為重要的商品活躍在商貿交易之中，有了商貿交易，自然就有了財富流通，有了區(qū)域交流。財富的流通和區(qū)域的交流，是維持一個疆域遼闊的農耕帝國內部活力非常重要的因素。

　　像是后世的中唐藩鎮(zhèn)割據(jù)時期，中央權威雖然遭到了極大程度的削弱，但統(tǒng)治仍然得以存續(xù)下去。

　　由中央政府通過政策所主導的資源的調度與流通雖然陷入低谷，但民間的商貿和區(qū)域交流卻也被激活并得到了加強，除了著名的河朔三鎮(zhèn)之外，中唐時期比較強大的藩鎮(zhèn)主要集中在水陸要津之地，這也是原因所在。

　　唐末五代之后的宋朝也是一個商貿空前活躍的朝代，正是因為中唐之后民間區(qū)域交流的加強所營造的社會基礎。

　　相對于同時代的其他勢力首領，擁有后世經驗的李泰對于工商業(yè)的重視程度本就非常高。通過李遷哲所提出湘州地區(qū)因山植蔗這一經濟產業(yè)的思路，他頓時便也由此衍生諸多聯(lián)想。當然類似的想法思路之前不是沒有，只是拿下湘州之后變得更強烈和具體了。

　　其實何止是湘州，整個嶺南地區(qū)，包括云貴、交州等地，都比較適宜甘蔗種植。而區(qū)域的開發(fā)向來都與利益回報息息相關，像是一些蠻人占據(jù)的山野地帶，并不是無法征服，而是成本太高、得不償失，也沒有長久維持統(tǒng)治的動機，現(xiàn)有的基礎對于山野地區(qū)的資源獲取和回報都太低了。

　　可是如果有了蔗糖產業(yè)的利益推動，山高路遠不是困難，瘴癘橫行同樣也不是困難，除了窮，什么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