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南東把高健和陳捷叫到一起，組成了一個搭檔。
“高健，你年紀比陳捷大，又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這次的課題，專業方面，你來主導?！绷帜蠔|先是給高健定了調子，給了他足夠尊重。
然后，他又對陳捷說道：
“陳捷，你腦子活，多向高健同志學習請教，給他當好助手，把資料服務工作做好。”
“好的，林處。”兩人同時點頭。
攻關小組的工作，正式開始。
林南東將兩人安排在一間小會議室里，讓他們先拿出一個初步報告框架。
“高科，”陳捷一坐下，就主動給高健倒了一杯水，姿態放得極低，“這次可全靠您了，經濟學那些模型、數據，我不是很懂，您就是我的老師，您指哪兒，我打哪兒。”
高健有些受寵若驚。
沒想到對方對自已這個邊緣人，竟然如此謙虛客氣。
高健心中那點因為長期不受重用而產生的郁悶，瞬間消散了不少，他扶了扶眼鏡，認真道：
“陳捷同志，你太客氣了，我們互相學習，一起把工作做好?！?/p>
高健很快就進入了工作狀態。
他打開電腦，調出各種經濟數據圖表，開始向陳捷講解當前宏觀經濟形勢。
“你看，陳捷，我們當前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三駕馬車的失衡?！备呓≈钢聊簧系那€圖，專業地分析道，“過去我們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增長，消費這駕馬車的動力明顯不足?！?/p>
“所以，我們報告的核心，應該圍繞如何‘啟動內需，刺激消費’來展開。”
這是一個非常主流，也非常正確的觀點。
陳捷認真地點了點頭，臉上露出原來如此的表情，隨即，他像一個好奇學生，提出了自已的問題：
“高科，您說的太對了，我完全贊同，但我有一個地方沒想明白，我們老百姓手里也不是完全沒錢，為什么就是不敢花呢？是不是因為心里沒底？”
“沒底？”高健愣了一下。
“是啊，”陳捷撓了撓頭，一臉困惑，“就拿我爸媽來說，他們是農民，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錢就存銀行，讓他們去買個新電視，他們都舍不得，我問他們為什么，他們就說，怕以后生病了沒錢看，怕老了沒人養?！?/p>
“我在想，是不是只有讓老百姓對未來沒有了后顧之憂，他們的消費潛力，才能真正被釋放出來？比如說，如果能建立一個覆蓋全民的、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大家上學不愁，看病不愁，養老不愁，那大家是不是就敢花錢了？”
高健眉頭漸漸皺了起來。
陳捷這番話，看似是拉家常，說的也是大白話，但卻悄悄引導他進行了思考。
他一直在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如何用政策工具去刺激消費，比如降息、減稅、發消費券。
但卻忽略了消費行為背后，最根本的社會心理基礎——安全感。
是啊，沒有安全感，何談消費？
“你說的……有道理。”高健感覺自已似乎抓住了什么，但又有些模糊。
陳捷見狀，沒有繼續深入，而是換了個話題，繼續扮演著好學寶寶的角色。
“高科，我還看到有專家說，現在產能過剩，特別是鋼鐵、水泥這些行業，那我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是不是就是把這些廠子關掉，然后去發展高科技產業？”
“嗯，大致是這個思路?！备呓↑c了點頭，“淘汰落后產能，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國家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
“那……那些被關掉的廠子里的工人，他們怎么辦呢？一下子幾萬、幾十萬人下崗，會不會引發社會問題？”陳捷又拋出了一個小白問題。
高健再次愣住。
他之前思考產業升級，更多是從宏觀產業布局角度。
這是技術路線的選擇，是資金投向。
他很少去想，那冰冷數據背后，是一個個鮮活的、需要養家糊口的工人。
“這……”高健一時語塞。
“高科，您別誤會，我不是說不能關?！标惤葸B忙解釋道，“我只是在想，能不能在關之前，就提前做好配套的社會緩沖墊？”
“比如，由政府出資，對這些下崗工人進行大規模職業技能再培訓，引導他們轉向新崗位，或者，提供一些創業補貼，鼓勵他們自謀生路。”
“我們不能把產業升級的陣痛，完全讓某一個群體去承擔，國家應該為他們提供一個平穩過渡的托底保障，這樣，改革阻力是不是也會小很多？”
高健已經完全陷入了沉思。
陳捷的每一個問題，都看似簡單，卻都精準地切中了他思維模型里的軟肋。
他發現，自已過去學的那些經濟學理論，那些精密數學模型，在面對華國這個復雜而龐大的社會現實時，顯得如此單薄。
而陳捷，卻總能從“人”的角度，從社會公平和穩定角度，為冰冷的經濟問題，注入一種溫暖的人文關懷和深刻政治考量。
接下來的幾天，兩人的討論，基本都是在這種模式下進行。
高健負責拋出專業經濟學觀點，陳捷則負責從社會、民生、政治角度，提出各種小白問題，進行補充和質疑。
高健一開始還試圖用專業經濟學理論來為陳捷解惑，但慢慢地，他發現，自已反倒成了被啟發的那一個。
陳捷那些問題，就像一盞盞探照燈，照亮了他知識體系中的一個個盲區，迫使他跳出純粹的經濟學范式，去進行更宏觀、更系統、更具現實關懷的思考。
一周后，當高健將一份自已通宵整理出來的報告框架，放到林南東面前時，他自已都覺得難以置信。
這份框架，已經完全超越了他過去所有的作品。
它不再是單純的經濟政策建議，而是一份統籌了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民生保障、政治穩定的系統性改革方案。
方案核心，不再是簡單的刺激經濟，而是提出了一個全新理念——構建“橄欖型”的社會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