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武官賞玩過厲，一個不慎，將皮球踢飛得遠遠的，宛如炮彈一般向著韓晉明飛去。

　　雖然有旁人提醒，但韓晉明心不在焉，等到他發現、想要匆忙退避時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臉結結實實地挨了一球。

　　更倒霉的是，他是靠在樹上的，這一球把他的腦袋向后撞去，宛如有人狠狠一推，后腦撞在樹上，韓晉明眼前頓時一黑，軟綿綿地倒在了地上。

　　“東、東萊公！”

　　旁人大喝將他扶起，卻見至尊立刻站起來：“不要亂動他！”

　　至尊手持團扇，朝這邊舉過來，用權力下了一個定身咒，有人不愿受這魔力，仍反駁著：“可是東萊公……”

　　“朕知道！所以才讓你們不要動！”

　　高殷厲聲正喝：“他撞到的是后腦，這是身體的重要部位，你們隨便亂碰，只怕一個不慎，令他腦死而亡！”

　　“即便未死，若搬動時磕磕碰碰，則精神錯亂，或手腳經脈失調，也未可知矣！”

　　見高殷說得言之鑿鑿，眾臣立刻噤聲，靜靜等候著至尊處理。

　　好在自從高殷創立了醫班后，往往會安排兩個班在身邊待命，畢竟病不知道會從何時來。遠的就不提了，就在北齊，六朝老臣張耀在上朝時就突發疾病暈厥，十天后就去世了，高湛這家伙也是爽著爽著突發疾病駕崩，徐之才沒趕回來醫治，否則高湛還能多茍一段時間。

　　雖然高殷還算年輕，但也要注意身體的調養，特別是在這種大型的武事活動中，醫生的存在不僅能及時提供醫療救護，還能反過來推廣醫道，提高醫生的地位，在這種時候就派上了大用場。

　　韓晉明身邊被清理出一片空地，幾名身穿白衣的醫者上前，先是診斷他的傷勢，然后小心翼翼地攙扶著韓晉明的肩背、腹臀、下肢，把他放在擔架上，有條不紊地帶去一旁的醫療營帳中進行救護。

　　眾臣忍不住松了口氣，在場多是武將，慣會殺人，不會救人，在死亡面前，天子與庶民是同等的渺小。

　　天子的當機立斷，還有及時妥善的救助行為，讓某些人產生了一絲羞愧，事到臨頭，他們還沒有一個小子來得鎮定。

　　若僅此自責還好，一旦為了推脫，而想著“畢竟他是天子”，就已在心中種下敬畏的種子，只待合適的時機開花結果。

　　另有一些人的看法不同，他們在意的，是高殷所創制的醫官制度。

　　實際上醫生在戰國時期地位都不算低，有名的醫生由于可以服務國君，也會獲得國君的厚禮優待，甚至秦始皇焚書坑儒，由于醫藥之術可以保證健康，與追求長生聯系在了一塊，因此醫術便不在被坑的范圍內，好險躲過一劫。

　　而到了漢朝之時，由于獨尊儒術，使得醫學的地位有所下降，魏晉時期士族子弟重視養生與嗑藥技術的同時，又失卻了醫者普度眾生的本心，只將其當做自用和邀功請賞的本領，甚至幫助君王殘害人命、游戲取樂，比如宋后廢帝劉昱就很擅長診斷，經常診斷胎兒的性別，然后剖孕婦肚來確認。

　　這也使得醫生這一職業，在兩晉南北朝是徹底的扭曲了，醫官以醫官的本事獲得寵信，卻不給予醫職，而是給朝廷的正經仕職，不僅繼續敗壞了醫生的地位，而且本質上來說也和恩倖毫無區別，治人之術不能代替治國之術。

　　這種亂象不僅會攪亂政治，而且還阻礙醫術的發展，也是高殷要改革的方向之一，因此于這一方面，高殷并不強求徐之才等有名的醫官來總理醫事，而是更傾向于從社會底層中有口碑的醫者以及有意向的百姓里招募，讓醫官成為一門純粹的學科，雖然將來可能會被后繼者所改變，但至少現在，高殷希望他們成為較干凈的技術官員，為自己所用。

　　這樣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稷山之戰起，這群醫官就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在戰場上將輕中傷乃至重傷的士兵救回一條命，由此在天策府內部，產生了一股對醫生基本的敬重。

　　說到底，能夠給他人帶來良好服務的職業，總是能獲得他人的尊敬。

　　放在晉陽中，就是讓底層的士兵也能享受到基本的醫療服務，這其實是非常難得的，像韓晉明、叱列長叉乃至周超這類勛貴子弟，都有自己的醫官和部下侍奉，然而底層士兵是沒有的！

　　即便有，也遠遠排不上號，東魏連軍紀都不是很有，何況是這些人權標配？

　　因此朝醫學的實用方向進行發展，對高殷聲望的裨益也是極為巨大的，鑒于這個時代的醫學地位，高殷的這個行為很容易就能被理解為體恤士兵，關愛他們的身體和生命，同時也是一個讓士兵們體會到至尊恩寵的一個強而有力的手段，在傷心以及身體病痛的時候，受到的關愛與照顧而產生的感激之情，是平時的兩倍以上。

　　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就是這個道理。

　　明面上的賞賜與褒獎，與暗地里的醫學發展并應用于戰場，都是對晉陽勛貴自下而上的攻略，是對他們統治基礎的釜底抽薪。他們能跳、能給高家挑事，無非是因為他們作為齊國高端軍力的代表，能替晉陽的軍人傳達民意，繼而竊取為自身的話語權。

　　可若是高殷比他們還要能撫慰晉陽軍心民心，給予龐大的中下層軍官兵士以前途、待遇和安全的保障，那么這些軍官就不需要額外的代言人，甚至他們本身就有了取代勛貴，成為新君拱衛者的可能，舊的勛貴頓時變成了冗雜程序里多余的中間商，只要上下都意識到有他們還更加礙事，這一瞬間，就是他們政治生命的死期。

　　宋繪、薛香、韋道諧等人冷汗津津，古人善于以小見大，從禮儀制度的改變就能推測出君王政治理想的轉折，原本高殷安排醫官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舉動，畢竟他的伯父文襄皇帝若能得到及時救治，也許也能活著，其父天保皇帝若注意養生，也未必僅在位十年。

　　但若聯系上今日，褒賞底層軍官的舉動，就頗有些溫水煮青蛙的暗算之感了。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畢竟是扶持起一個龐大的產業，服務的對象也是數以萬計的軍隊士兵，在能夠將這些成本轉嫁給軍士自己和百姓時，能減少一分統治軍隊的成本，就應該減少一分，這樣君王自己就能省出更多的錢糧來贖買勛貴們的人心，以及自己用于享樂。

　　因為花了錢，所以會有相應的回報，這是堂堂正正的陽謀，哪怕晉陽勛貴們已經洞悉了，也根本無法阻止。誰敢上書說不要組建醫官來服務軍士，這一旦被抖漏出去，早晚被人打黑槍。

　　他們也不能做這種事情，不僅開銷巨大，而且還有著收買人心的嫌疑，也只有皇家有足夠的資源和地位，去進行這種工程，唯一阻止帝王的，只有他們愿不愿意讓利于民的心，某種意義上，這正是有擔當的君王所能做出來的政舉——放棄一定的個人享受，合理的分配社會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