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殷的話翻譯過來很簡單，用人話來說，便是自詡清官的不一定一直清，濁官也不一定一直濁，因此以月為限，加以考課，通過考試的便能“自證清白”，繼續保持原有的官位，過不得的就開始降秩。

　　這便是一場驚雷了，至少清官們聽說這個消息，定是如遭霹靂：好日子到頭了，國家要針對他們的渾渾噩噩不作為進行懲處。

　　但更讓人震撼的還在后頭，那就是濁流可以通過考試進入九品之序，也就是說，若是出了一個真正的考神，他就可以從最低品的濁官一路往上卷，直沖到中央來！

　　這怎么能夠？如果證明了有清秀白蓮可以從淤泥中誕生，那他們這些自詡清貴上流的士族，不就不能作為學閥壟斷高職清官了嗎！

　　此言一出，近臣中出身士族者頓時明白大事不妙，至尊是來真的。

　　然他們想要反駁，卻又找不到合適的借口，蓋因考核的內容與中央官的考課接近，不是時政便是舊文歷賦、經典名著，這還算是偏袒了他們，因為一旦考起具體的職責，即各州郡月令農時、風土人情、戶口治安，那士族們便直接兩眼摸黑了，似王徽之那般一問我三不知，還理直氣壯的家伙，給高殷遇上便直接吊起來打。

　　畢竟做官要履什么職都不明白，自然要吃板子，而且這是北朝，南朝那一套批判的武器在北地武器的批判面前不太頂用。

　　縱使這些清流再找什么理由搪塞，高殷也會刨根問底，把他們那些小心思挖掘得明明白白；若實是不服氣，還會安排晉升的濁官與這些所謂的清官在百官面前當場進行校試，那便是在整個朝堂面前出丑，真就是三四輩子的老臉都顧不成了。

　　帝有此想，態度又堅決，近臣們便也不好反對，成為高殷意志的執行工具人。

　　“那么便議定此決，使各州、郡中正上報郡國察秀孝者二百名，入文林大館，等候考課。”

　　文林館作為高殷太子時的文學機構，隨著高殷的登基水漲船高，出于高殷發展印刷術、招收寒門子弟而辦學、鉆研學科理論等各式需要，數次進行擴張，圈了一大塊領地，往高殷印象中的后世大學直奔而去，也因此被時人稱呼為“大館”。

　　與在朝中擔任官職的文臣不同，文林館臣是高殷親手發掘的士人的主要聚集地，為乾明一朝的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構，只不過高殷未曾正式承認，但隱約有這個苗頭。

　　國家官方的對應部門是國子寺，主官是國子祭酒，類似于現代的國家教育部部長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于北魏一朝的中央官學設有太學、國子學、皇宗學、四門小學和專門學科教育，其中太學就是傳統漢朝的最高學府，國子學則是司馬氏為了滿足門閥利益，專為士族子弟設置的最高學府，與太學大差不差，皇宗學是專門面向皇族子弟的學校，四門則是依照堂四方之門衍生出的四面學府，原本也面向再次一等的皇族子弟，而后無甚大用，專門學科便是“律學”、“算學”這類實用性強、適合就業的學科，學成后便是“律博士”或“算生博士”，人數不多，方便從事相關專業的工作。

　　之所以說這么多，是因為國子寺內的太學、國子學等學府的學生有著品階，算是政府官員，且入仕不需要策試，直接遷補便可，而后為官，算是一條方便的遷升之道，提出均田制的李安世、后來的名將賀拔岳、韋孝寬等人就都做過太學生。

　　高殷則希望通過配置文林館這個新機構，取代國子寺的部門職能，從而將未來諸多的新官員變成自己的門生，畢竟他是皇帝，帝國卻不完全屬于他，還屬于整個統治階級，而推行考課乃至科舉，必然會引來那些士族的反彈，即便明面找不到理由，私下也會阻撓，盡可能拖延這套取士新法的成立。

　　畢竟誰沒事喜歡考試啊！

　　因此若是在國子學考察這批孝廉，那么定然要出不少的幺蛾子，甚至會有什么星象之說來指桑罵槐，指責高殷動了祖制。

　　而轉入到文林館便無太大問題，那是自己的潛邸，有著魏長賢、房熊、顏之推等諸多好用的文臣，使他們編纂考課教材問題不大，且文林館本就是“待詔之所”，與皇帝本人關系匪淺，如果把皇帝視作一個類似丞相、司徒那樣的職位，那么現在與高殷舉行內朝的諸近臣和文林館、天策府的文士將領們，就都是他這個“皇帝府”的私人輔屬，優先執行皇帝的意志，對朝廷的責任則次之。

　　且國子寺也不是沒有安撫之策，高演登基后下詔，讓國子寺可以備立官署，依舊置生，講習經典，而且同樣要歲時考試。這是高演對國子學的全新創制，比起前代的國子學，具備了更多功能，如訓教胄子、統理學官和生員，為后來的隋唐所承襲，高殷既然滅了高演，便也不客氣的將這項改革笑納，這也符合他作為漢儒之君的風格，并根據舊魏制度重新設立四門小學等學科，不過律學和算學主要還是放在了文林館內。

　　等文林館的地位與國子寺等同，那么他就可以如李世民那樣，志得意滿地宣稱“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了！

　　這樣解決的，便是高洋時期未能解決的班底問題，因為上位的倉促，高洋在軍權方面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仰仗一定程度上婁昭君的支持，才可以勉強控制住齊國的軍事，這也使得他不能殺死高演高湛，與母后形成了一個脆弱的平衡；在文臣方面同樣薄弱，必須借用兄長文襄的班底，也就此被文襄殘黨所束縛，文、武失衡而步入極端，才導致歷史上高殷被政變的悲劇。

　　但現在這個世界線則調轉了過來，借助政變和出征，在軍事方面的阻礙基本上被高殷踏平，雖然還需要改進，但至少沒有了對皇權急切的威脅；文士方面，則在這一日對官制、考課以及學府的重新建構中，培養出只屬于他高殷的基本盤來，從文林館出來的文士，每一個都會打上“帝黨”的烙印，比國子學和太學那幫走朝廷路線的學生，多了一層簡在帝心；

　　而只要持續推進這樣的改革，國子寺官方必定會眼紅，同樣希望親近天子，繼而承認這一套改革，使得高殷在官學外創立的各私學取得崇高地位，如此一來，朝廷中士族門閥所能把控的職位就會變得稀少，進一步削弱他們的能量。

　　高殷也在這一場謀劃中收回對官職改易和任免的權力，成為更加真實的帝王。

　　權力這種東西，或許可以通過“繼承”取得一部分，但想取得所在職位應有的、乃至更多的權力，就需要去壓制同僚、糊弄上級，以欺騙和強奪而得之，因此某種意義上，皇帝便應當是野心最大，也最能好勇斗狠之人，否則便不配再做皇帝。

　　連權力都不渴望，你登上那個位置做什么？看風景嗎？

　　而這種競爭，較之廝殺的戰場更為險惡，因為根本沒有人流血，所有人都是同國，但敵友之間分分合合，潮浪之下暗流涌動，只有到最后塵埃落定，才知道自己做錯過什么。

　　如今高殷借助著歷史的預知視野，對齊國的官僚體制揮出第一劍，這劍殺的是庸碌紈绔，只有真英雄會被激出豪氣，為了他的“天下蒼生”與天子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