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改革的種子早已埋在齊國內了，那就是考課制度，也便是科舉的前身。甚至可以說，未來在隋唐發揚光大，乃至流傳至后世中外的科舉制度，此時在齊國已經有了雛形。

　　這倒不是齊國獨一無二，舉世無雙，事實上考課這門制度，在漢朝就已經開始了，魏明帝時期，大臣劉劭制定《都官考課》七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朝官必須要按時接受考試，吳國大臣步騭也曾給孫權上疏，說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等人身負重任，請求吳帝下詔免除他們的考課。

　　這點到晉時因為士族的耽樂而頹廢了，畢竟國家不考五石散的四種磕法的話，那他們就沒什么拿得出手了，像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就是這樣的極品。

　　王徽之曾在桓溫的弟弟桓沖手下擔任騎曹參軍，負責管理馬匹，桓沖知道他是個廢物點心，就問他在哪個部門，王徽之居然不知道，只說經常見人牽馬在自己眼前走來走去，估計自己是管馬的，又問他“管幾馬”，仍是不清楚，桓沖再問他“近來多病馬，馬比死多少”，王徽之更是理直氣壯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這就是魏晉時期好清談玄學的真實面目，也就注定了繼承這一套的南朝難以北伐而清定天下，畢竟上層多是王徽之這樣的人才，那非得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王，配上一個將舊勢力徹底摧毀的動亂時代，才有重塑南朝風氣的可能。

　　相較于頹靡的南朝，北魏反而拾起了考課這個老傳統，從拓跋燾時期就開始“親考內外”，孝文帝時期更是大會群臣，親考六品以上的中央官員，畢竟對皇帝來說，考試而進行任免，是一個奪回人事權的好手段。

　　到了后來的西魏，蘇綽制定六條詔書，宇文泰要求“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記帳者，不得居官”，實際上也是一種考課要求。

　　而齊國在北魏的基礎上，比西魏北周發展得還要深邃，雖然依舊沿襲了北魏的選舉制，仍用中正舉薦人才，但這中正主要由京官擔任，扼制了地方士族一定的舉薦權，而后被舉薦者分別為秀才、貢士、廉良，要在朝堂通過中書省、集書省以及吏部考功司的郎中進行考核，偶爾皇帝也要親臨朝堂策試，甚至對于各項失誤都有著細致的規定：

　　字有脫誤者，叫起來站在坐席后面，書有濫劣者，喝一升墨水，文理孟浪者，把坐席撤了、佩刀也拿走。

　　如此一來，齊國便承襲了漢晉北魏以來的選官制度，并進一步將其完善，齊帝對官員的控制由于考核制度的成熟而變得凝實，又建立了明細的任官要求與標準，也使得后期的齊帝能夠利用恩倖政治削弱晉陽的實力，實現皇權的逆襲，并且開了隋唐科舉制度的先河。

　　可以說，隋唐雖然在法統上承襲自北周，但精神與制度卻對北周這個母國全盤拋棄，選擇了齊國的制度作為帝國的架構，而科舉制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雖然這個時代的人不清楚，但高殷作為齊國的統治者，很明白此時的齊國已經具有了改進科舉制的基礎，只需稍作修改，他就能推陳出新，讓科舉提前現世，成為他吸納各地人才的選官機器。

　　“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于光極堂引見群臣，宣示《品令》，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爾后又定九流三清之職。”

　　從先代開始做文章是老招數了，畢竟是祖宗之法，孝文帝曾經規定官分士人和小人，那么正好，這就能夠劃分出差格來。

　　“魏晉之際，玄風大熾，士族耽于清談，競尚浮華，而多疏于實務，此風實于國無益。加之士人皆恥居下品，不屑低濁之職，致使勤事之官反遭輕看，朕深為慨然。故今分立流內、流外之序，于流外置七等官位，設考試以核其能，專試庶務根本。依文墨評定才識之高下，參以在官之功績，定為終考，以彰實效。”

　　既然士人不愿意做濁官，都憋著勁兒要做高品官，那高殷便不客氣地收下對這些事務官的管理權。根據后世的劃分法，高長恭、高浟乃至高殷等人，嚴格來說都算是政務官，主要承擔行政決策和行政指揮的重大責任，在貫徹天子和齊國的總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起決定性作用。

　　而這些所謂的流外官與勛官屬于事務官，是各州府的中低層官員，主要負責日常行政管理事務，就像拉攏軍隊要拉攏中下層軍官一樣，高殷若想在政治上形成獨屬于自己而不是世家的勢力，那么拉攏對象便應該是這些人。

　　近來高殷推行的經濟改革卓有成效，使得齊國漸漸富了回來，而高殷又沒有高洋那種花天酒地的臭毛病，畢竟他看不上這個時代除了性以外的享樂，因此這些國資除了用作日常開銷及軍費的供給外，還有不少余錢，此時就能拿出來一些犒賞這些事務官：

　　“起年功序列制，上至州郡佐吏，下至鄉官，自入仕起便歸檔立案，以全官冊，而后據官守年歲，補給勞俸，以資職忠；考試成績高位者，亦賜糧米錢俸。”

　　這些干事的底層吏員薪水微薄，為了讓他們好好做事，高殷便打算讓參照后世的年功序列制度，給予這些事務官更多的福利：“新設年功司，歸于尚書省之年功司下，設年功郎中理之，年功員外郎二人佐之。”

　　尚書省原本是四司，如今擴充為五司，年功郎中專門負責統計各地州府的流外勛官的資料檔案，并計算他們的俸祿待遇，再與考功郎中一同根據考試成績，下最后的定語。

　　晉升的原則便按照年齡、仕齡以及經歷進行排序，年齡越大、仕齡越長，便優先晉升，在前兩者不相上下時，便參考最后的經歷。這既指過往經歷的經歷，也指“經書”履歷的經歷，說得更簡單一些就是看以前的經歷，在鄉間和同僚之間的風評，還有專門的“經書證明”，也就是學歷。

　　不過此時的齊國乃至天下都沒有專門的學歷一說，因此為了齊國的官僚政治體系，有必要發明出一系列的專業證書，于是高殷此前創作小說、發展印刷術，以及設置一個文林館的先手布置便在此時浮現出來。

　　前者天工閣、農豐廬、格物軒會獲得高殷審批的一定資金，或出門進行田野調查，或購買材料進行研究，總結出許多在農業、鍛造、養殖乃至手工商販等各領域的經驗，對這方面高殷是百無禁忌，只要他們寫的不是胡編亂造，而且涉及到一個行業的經營，那便統統認可。

　　然而這個行為在許多士人眼中并不切實際，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太耗錢、時間以及腦容量，農民學不會，士人學了也不會去做，只以寫書為樂，因此便將高殷的行徑理解為一種政治造勢，即“廣采眾學”，刷一個愛好文學和了解民生的名聲，并不會真在這里做文章而已，這些研究出來的東西將來也會銷毀掉，或丟在倉庫中變成一堆老黃紙。

　　可現在卻不一樣了，流外官們要晉升，就要學習對應的教材，而后通過皇帝與文林館預設的專門考試，繼而取得證書，證明自己在農耕或治水等領域有著基本的才學，從而在考評上得到更優的成績。

　　這可是比科舉還要進步一千年的職稱考試啊！

　　高殷考公務員受的苦，要在這大齊重現一遍，而且不同的是，他現在可是出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