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殷的話翻譯過來很簡單,用人話來說,便是自詡清官的不一定一直清,濁官也不一定一直濁,因此以月為限,加以考課,通過考試的便能“自證清白”,繼續保持原有的官位,過不得的就開始降秩。
這便是一場驚雷了,至少清官們聽說這個消息,定是如遭霹靂:好日子到頭了,國家要針對他們的渾渾噩噩不作為進行懲處。
但更讓人震撼的還在后頭,那就是濁流可以通過考試進入九品之序,也就是說,若是出了一個真正的考神,他就可以從最低品的濁官一路往上卷,直沖到中央來!
這怎么能夠?如果證明了有清秀白蓮可以從淤泥中誕生,那他們這些自詡清貴上流的士族,不就不能作為學閥壟斷高職清官了嗎!
此言一出,近臣中出身士族者頓時明白大事不妙,至尊是來真的。
然他們想要反駁,卻又找不到合適的借口,蓋因考核的內容與中央官的考課接近,不是時政便是舊文歷賦、經典名著,這還算是偏袒了他們,因為一旦考起具體的職責,即各州郡月令農時、風土人情、戶口治安,那士族們便直接兩眼摸黑了,似王徽之那般一問我三不知,還理直氣壯的家伙,給高殷遇上便直接吊起來打。
畢竟做官要履什么職都不明白,自然要吃板子,而且這是北朝,南朝那一套批判的武器在北地武器的批判面前不太頂用。
縱使這些清流再找什么理由搪塞,高殷也會刨根問底,把他們那些小心思挖掘得明明白白;若實是不服氣,還會安排晉升的濁官與這些所謂的清官在百官面前當場進行校試,那便是在整個朝堂面前出丑,真就是三四輩子的老臉都顧不成了。
帝有此想,態度又堅決,近臣們便也不好反對,成為高殷意志的執行工具人。
“那么便議定此決,使各州、郡中正上報郡國察秀孝者二百名,入文林大館,等候考課?!?/p>
文林館作為高殷太子時的文學機構,隨著高殷的登基水漲船高,出于高殷發展印刷術、招收寒門子弟而辦學、鉆研學科理論等各式需要,數次進行擴張,圈了一大塊領地,往高殷印象中的后世大學直奔而去,也因此被時人稱呼為“大館”。
與在朝中擔任官職的文臣不同,文林館臣是高殷親手發掘的士人的主要聚集地,為乾明一朝的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構,只不過高殷未曾正式承認,但隱約有這個苗頭。
國家官方的對應部門是國子寺,主官是國子祭酒,類似于現代的國家教育部部長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于北魏一朝的中央官學設有太學、國子學、皇宗學、四門小學和專門學科教育,其中太學就是傳統漢朝的最高學府,國子學則是司馬氏為了滿足門閥利益,專為士族子弟設置的最高學府,與太學大差不差,皇宗學是專門面向皇族子弟的學校,四門則是依照堂四方之門衍生出的四面學府,原本也面向再次一等的皇族子弟,而后無甚大用,專門學科便是“律學”、“算學”這類實用性強、適合就業的學科,學成后便是“律博士”或“算生博士”,人數不多,方便從事相關專業的工作。
之所以說這么多,是因為國子寺內的太學、國子學等學府的學生有著品階,算是政府官員,且入仕不需要策試,直接遷補便可,而后為官,算是一條方便的遷升之道,提出均田制的李安世、后來的名將賀拔岳、韋孝寬等人就都做過太學生。
高殷則希望通過配置文林館這個新機構,取代國子寺的部門職能,從而將未來諸多的新官員變成自己的門生,畢竟他是皇帝,帝國卻不完全屬于他,還屬于整個統治階級,而推行考課乃至科舉,必然會引來那些士族的反彈,即便明面找不到理由,私下也會阻撓,盡可能拖延這套取士新法的成立。
畢竟誰沒事喜歡考試??!
因此若是在國子學考察這批孝廉,那么定然要出不少的幺蛾子,甚至會有什么星象之說來指桑罵槐,指責高殷動了祖制。
而轉入到文林館便無太大問題,那是自己的潛邸,有著魏長賢、房熊、顏之推等諸多好用的文臣,使他們編纂考課教材問題不大,且文林館本就是“待詔之所”,與皇帝本人關系匪淺,如果把皇帝視作一個類似丞相、司徒那樣的職位,那么現在與高殷舉行內朝的諸近臣和文林館、天策府的文士將領們,就都是他這個“皇帝府”的私人輔屬,優先執行皇帝的意志,對朝廷的責任則次之。
且國子寺也不是沒有安撫之策,高演登基后下詔,讓國子寺可以備立官署,依舊置生,講習經典,而且同樣要歲時考試。這是高演對國子學的全新創制,比起前代的國子學,具備了更多功能,如訓教胄子、統理學官和生員,為后來的隋唐所承襲,高殷既然滅了高演,便也不客氣的將這項改革笑納,這也符合他作為漢儒之君的風格,并根據舊魏制度重新設立四門小學等學科,不過律學和算學主要還是放在了文林館內。
等文林館的地位與國子寺等同,那么他就可以如李世民那樣,志得意滿地宣稱“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了!
這樣解決的,便是高洋時期未能解決的班底問題,因為上位的倉促,高洋在軍權方面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仰仗一定程度上婁昭君的支持,才可以勉強控制住齊國的軍事,這也使得他不能殺死高演高湛,與母后形成了一個脆弱的平衡;在文臣方面同樣薄弱,必須借用兄長文襄的班底,也就此被文襄殘黨所束縛,文、武失衡而步入極端,才導致歷史上高殷被政變的悲劇。
但現在這個世界線則調轉了過來,借助政變和出征,在軍事方面的阻礙基本上被高殷踏平,雖然還需要改進,但至少沒有了對皇權急切的威脅;文士方面,則在這一日對官制、考課以及學府的重新建構中,培養出只屬于他高殷的基本盤來,從文林館出來的文士,每一個都會打上“帝黨”的烙印,比國子學和太學那幫走朝廷路線的學生,多了一層簡在帝心;
而只要持續推進這樣的改革,國子寺官方必定會眼紅,同樣希望親近天子,繼而承認這一套改革,使得高殷在官學外創立的各私學取得崇高地位,如此一來,朝廷中士族門閥所能把控的職位就會變得稀少,進一步削弱他們的能量。
高殷也在這一場謀劃中收回對官職改易和任免的權力,成為更加真實的帝王。
權力這種東西,或許可以通過“繼承”取得一部分,但想取得所在職位應有的、乃至更多的權力,就需要去壓制同僚、糊弄上級,以欺騙和強奪而得之,因此某種意義上,皇帝便應當是野心最大,也最能好勇斗狠之人,否則便不配再做皇帝。
連權力都不渴望,你登上那個位置做什么?看風景嗎?
而這種競爭,較之廝殺的戰場更為險惡,因為根本沒有人流血,所有人都是同國,但敵友之間分分合合,潮浪之下暗流涌動,只有到最后塵埃落定,才知道自己做錯過什么。
如今高殷借助著歷史的預知視野,對齊國的官僚體制揮出第一劍,這劍殺的是庸碌紈绔,只有真英雄會被激出豪氣,為了他的“天下蒼生”與天子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