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盧愷傳》云：“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陸彥師傳》也說“隋承周制，官無清濁”。
這說的是西魏時期，蘇綽制定《六條詔書》，罷門資之制，選舉不眾門第，之后宇文泰又仿照周官實行了六官制，打破了魏晉以來的清濁分途。
說得好聽，吹牛逼而已，純是后人貼金，誰信誰是笨蛋。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這么容易改革，那么此前的統治者在干什么？是你宇文泰聰明絕世呢，還是其他人蠢笨如牛？獨你機靈，別人都沒發現？
要知道，目前為止高殷所做的改革，都是建立在這個時代已經有了一定基礎，稍稍推動就能有明顯成效的創制，無論均田還是屯田還是法律，基本都參考了高湛在河清三年的改革，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哪怕是朝廷親下中旨“敕用州刺史、郡功曹”，在高緯時期也是存在的，高殷不過是把那些注定不能登位的家伙們，將他們的改革一并笑納了。
所以宇文泰不可能在完全脫離九品中正制和北魏清濁分官的背景下，獨創一個新的人才選仕通道，尤其是他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拉攏國內有力階級，維護以宇文泰為首的軍事貴族的主導地位，就更不可能改革得徹底。
而且西魏的開國功臣多是關隴士族，多是世代冠冕的高門華閥，又是執掌權柄的當朝權貴，在后世甚至被稱作“關隴集團”，光是這個出身就注定了他們不可能放棄從祖上傳下來的特權。
因此，雖然蘇綽的《六條詔書》說得極美，所謂“罷門資、擢賢良”，實際上中正一職仍為高門大族所壟斷，仍以九品論人。
更過分的是，宇文泰入關后，便讓諸姓子孫中有功者為宗長，自行編寫譜錄，“傳承”祖輩事跡，以為吏部銓選的重要依據，說白了就是跟我入關的都是哥們兒，大家互相支持，族譜自己寫，祖宗隨便認，之后吏部會承認你們所寫的小說文稿的，你們也要繼續支持我們宇文氏上位。
在這種背景下，楊忠李虎李穆等人的祖宗到底是誰，甚至是否漢人都很難說，畢竟一個胡編亂造的國家在將來勝利了，他們的詭話就成為了現實，也就糊弄了后世。
蘇綽的“罷門資、擢賢良”還有一個表現，那就是門蔭入仕，門閥的確在周國不存在了，因為他們改名做了八柱國，“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八柱國多為當朝權貴，其子弟則例以“父功”、“父勛”蔭任為官，像是獨孤信之子獨孤善，“以父勛，封魏寧縣公”，不只是他，凡功臣之子皆可以門蔭入仕。
在這一點上，齊周兩國是半斤八兩，門蔭入仕的子弟比比皆是，不過齊國倒不會四處嚷嚷說自己“罷門資、擢賢良”了，更不會胡扯什么“齊氏以降，選無清濁”之類的鬼話，畢竟做人還是要誠實。
不僅如此，西魏、北周還有“世襲州郡縣”之制，一些州郡縣地方長官例由當地豪族或巴氐豪酋世代相襲，這也和周國孱弱的現狀所相合，周國比起齊國，力量薄弱許多，必須團結起軍力，而無力鎮壓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因此在策略方面更傾向于綏靖安撫，至此時州郡縣仍為當地士族或豪酋掌控。
“這有利也有弊，利則在于彼等可以少耗資靡而婉全其地，弊嘛……便是我齊大軍一至，彼等便容易動搖。”
畢竟不是國家親自委派的兵馬，只要齊軍長驅直入，有大勝的可能，就會有大族望風而降。周國總體國力不如齊國，是二十年來有目共睹的事實。
因此在周國還未能將各地權力收歸中央，甚至皇帝也還是權臣的傀儡時，齊國不僅擺脫了宗王的桎梏，且還將手蔓延到全國各地，牢牢地將權力集中在朝廷內。
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就是如此，在最根本的官制上進行改革，向外的延伸便能事半功倍，反之，不敢對真正的矛盾中心動刀子，那越改越累，會出現王安石那種怎么變法都是錯的情況。
“我朝官分清濁，流分內外，似是江海，看似殊途，實則暗流相通。江河奔涌，終入海瀆；海氣升騰，亦化為云雨，回溉山川。這般往復流轉，生生不息，方成天下活水，朝局生機。”
接下來的話，高殷也有些猶豫，這項改革可能是要扯到蛋的大步子，若他再穩坐五年，積攢了足夠的威望，自然是能改，但現在還有些不足。
不過這種事還是早做早好，于是他一閉眼，接著迅速睜開：
“中央之官亦需考課，以示天下文德滿朝，若不通文墨、官政、法理便身居高位，何以稱清流，何以為國家棟梁？”
近臣們面面相覷，思索了一會兒，大致認同了高殷的話，他們可以提出反對意見，就當是在朝中對抗群臣的預演，現在先懟回去，之后上朝便有挽回的余地，不至于讓群臣質疑得啞口無言。
或許會有臣子以各種理由搪塞，像是德行不需要用考課來表現，不過這種說辭想來也少，一來士族的根基就是治書經典，考課就是他們展示的舞臺，而與考課綁定的學習、授課便是他們早年的主要活動內容，因此敢這么說的士族，大概率是要被高殷罵“數典忘祖”的，若是言論再被高殷捉住痛腳，大肆宣傳，那被開除出高門，淪為濁流都有可能，至少家族不會愿意陪著這笨蛋沉淪。
因此這頭一句話大概不會遭到強力的反對。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涂，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
高殷說完，立刻就有近臣起身：“此言即出，便道國家吏部銓選官員的制度有差，使賢人不得其位。”
高殷立刻回應：“此制因循魏舊，頗存疏漏，當年羽林嘩變，正其弊之所顯。據實情而更張，量時宜以損益，庶幾制度可任新用，便是好理。”
那名臣子覺得妥當，便坐了回去，隨后又有一臣起身：“以法家之論列于朝堂，恐不相容耳。”
高殷搖搖頭，果然不能冒出傾向。法家致力于把君主打造成一臺冷酷的權力機器，也努力將世間的所有權力運轉到君主手里，自然會本能地討得君主的歡迎，畢竟成為至高無上的君王這種事，實在是歷代統治者的夢想。
但相對的，那些君王之下的臣民必然會對自己的權力被剝奪而感到不滿，自發地抵抗起來。而且高殷此時才登基不久，便有了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的傾向，假以時日，沒準會讓齊國變成一個法度之國，成為下一代贏秦。
當然，現在也不是戰國秦時，那樣會導致亡國的后果，高殷和他的臣子們都明白，權力不可掠盡，還要適當的松緩一些，讓下面的人能透得過氣。
而作為高殷的近臣，他們也會分潤到一些權柄，這足以使得他們成為帝王之下的有號人物，因此這人倒不是反對高殷以法家治國，作為近臣，必然是支持高殷的，只是在提醒高殷不能把這種心思表露得太過明顯，以免激起百官的反彈。
高殷頗為苦惱，自己是皇帝，也有著實權，但齊國這輛大車并不只有他一人，他還需要為整車乘客做考慮。
因此他還是把接下來的話說出來了：“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流內諸清，當證其清，月擢一試，以確明朗；流外濁官，也未必盡濁，亦可通由考課自證其清，使才干顯聞，入流顯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