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改革的種子早已埋在齊國內了,那就是考課制度,也便是科舉的前身。甚至可以說,未來在隋唐發揚光大,乃至流傳至后世中外的科舉制度,此時在齊國已經有了雛形。
這倒不是齊國獨一無二,舉世無雙,事實上考課這門制度,在漢朝就已經開始了,魏明帝時期,大臣劉劭制定《都官考課》七十二條,明確規定中央朝官必須要按時接受考試,吳國大臣步騭也曾給孫權上疏,說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等人身負重任,請求吳帝下詔免除他們的考課。
這點到晉時因為士族的耽樂而頹廢了,畢竟國家不考五石散的四種磕法的話,那他們就沒什么拿得出手了,像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就是這樣的極品。
王徽之曾在桓溫的弟弟桓沖手下擔任騎曹參軍,負責管理馬匹,桓沖知道他是個廢物點心,就問他在哪個部門,王徽之居然不知道,只說經常見人牽馬在自己眼前走來走去,估計自己是管馬的,又問他“管幾馬”,仍是不清楚,桓沖再問他“近來多病馬,馬比死多少”,王徽之更是理直氣壯地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這就是魏晉時期好清談玄學的真實面目,也就注定了繼承這一套的南朝難以北伐而清定天下,畢竟上層多是王徽之這樣的人才,那非得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王,配上一個將舊勢力徹底摧毀的動亂時代,才有重塑南朝風氣的可能。
相較于頹靡的南朝,北魏反而拾起了考課這個老傳統,從拓跋燾時期就開始“親考內外”,孝文帝時期更是大會群臣,親考六品以上的中央官員,畢竟對皇帝來說,考試而進行任免,是一個奪回人事權的好手段。
到了后來的西魏,蘇綽制定六條詔書,宇文泰要求“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記帳者,不得居官”,實際上也是一種考課要求。
而齊國在北魏的基礎上,比西魏北周發展得還要深邃,雖然依舊沿襲了北魏的選舉制,仍用中正舉薦人才,但這中正主要由京官擔任,扼制了地方士族一定的舉薦權,而后被舉薦者分別為秀才、貢士、廉良,要在朝堂通過中書省、集書省以及吏部考功司的郎中進行考核,偶爾皇帝也要親臨朝堂策試,甚至對于各項失誤都有著細致的規定:
字有脫誤者,叫起來站在坐席后面,書有濫劣者,喝一升墨水,文理孟浪者,把坐席撤了、佩刀也拿走。
如此一來,齊國便承襲了漢晉北魏以來的選官制度,并進一步將其完善,齊帝對官員的控制由于考核制度的成熟而變得凝實,又建立了明細的任官要求與標準,也使得后期的齊帝能夠利用恩倖政治削弱晉陽的實力,實現皇權的逆襲,并且開了隋唐科舉制度的先河。
可以說,隋唐雖然在法統上承襲自北周,但精神與制度卻對北周這個母國全盤拋棄,選擇了齊國的制度作為帝國的架構,而科舉制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雖然這個時代的人不清楚,但高殷作為齊國的統治者,很明白此時的齊國已經具有了改進科舉制的基礎,只需稍作修改,他就能推陳出新,讓科舉提前現世,成為他吸納各地人才的選官機器。
“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于光極堂引見群臣,宣示《品令》,曰‘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爾后又定九流三清之職。”
從先代開始做文章是老招數了,畢竟是祖宗之法,孝文帝曾經規定官分士人和小人,那么正好,這就能夠劃分出差格來。
“魏晉之際,玄風大熾,士族耽于清談,競尚浮華,而多疏于實務,此風實于國無益。加之士人皆恥居下品,不屑低濁之職,致使勤事之官反遭輕看,朕深為慨然。故今分立流內、流外之序,于流外置七等官位,設考試以核其能,專試庶務根本。依文墨評定才識之高下,參以在官之功績,定為終考,以彰實效。”
既然士人不愿意做濁官,都憋著勁兒要做高品官,那高殷便不客氣地收下對這些事務官的管理權。根據后世的劃分法,高長恭、高浟乃至高殷等人,嚴格來說都算是政務官,主要承擔行政決策和行政指揮的重大責任,在貫徹天子和齊國的總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起決定性作用。
而這些所謂的流外官與勛官屬于事務官,是各州府的中低層官員,主要負責日常行政管理事務,就像拉攏軍隊要拉攏中下層軍官一樣,高殷若想在政治上形成獨屬于自己而不是世家的勢力,那么拉攏對象便應該是這些人。
近來高殷推行的經濟改革卓有成效,使得齊國漸漸富了回來,而高殷又沒有高洋那種花天酒地的臭毛病,畢竟他看不上這個時代除了性以外的享樂,因此這些國資除了用作日常開銷及軍費的供給外,還有不少余錢,此時就能拿出來一些犒賞這些事務官:
“起年功序列制,上至州郡佐吏,下至鄉官,自入仕起便歸檔立案,以全官冊,而后據官守年歲,補給勞俸,以資職忠;考試成績高位者,亦賜糧米錢俸。”
這些干事的底層吏員薪水微薄,為了讓他們好好做事,高殷便打算讓參照后世的年功序列制度,給予這些事務官更多的福利:“新設年功司,歸于尚書省之年功司下,設年功郎中理之,年功員外郎二人佐之。”
尚書省原本是四司,如今擴充為五司,年功郎中專門負責統計各地州府的流外勛官的資料檔案,并計算他們的俸祿待遇,再與考功郎中一同根據考試成績,下最后的定語。
晉升的原則便按照年齡、仕齡以及經歷進行排序,年齡越大、仕齡越長,便優先晉升,在前兩者不相上下時,便參考最后的經歷。這既指過往經歷的經歷,也指“經書”履歷的經歷,說得更簡單一些就是看以前的經歷,在鄉間和同僚之間的風評,還有專門的“經書證明”,也就是學歷。
不過此時的齊國乃至天下都沒有專門的學歷一說,因此為了齊國的官僚政治體系,有必要發明出一系列的專業證書,于是高殷此前創作小說、發展印刷術,以及設置一個文林館的先手布置便在此時浮現出來。
前者天工閣、農豐廬、格物軒會獲得高殷審批的一定資金,或出門進行田野調查,或購買材料進行研究,總結出許多在農業、鍛造、養殖乃至手工商販等各領域的經驗,對這方面高殷是百無禁忌,只要他們寫的不是胡編亂造,而且涉及到一個行業的經營,那便統統認可。
然而這個行為在許多士人眼中并不切實際,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太耗錢、時間以及腦容量,農民學不會,士人學了也不會去做,只以寫書為樂,因此便將高殷的行徑理解為一種政治造勢,即“廣采眾學”,刷一個愛好文學和了解民生的名聲,并不會真在這里做文章而已,這些研究出來的東西將來也會銷毀掉,或丟在倉庫中變成一堆老黃紙。
可現在卻不一樣了,流外官們要晉升,就要學習對應的教材,而后通過皇帝與文林館預設的專門考試,繼而取得證書,證明自己在農耕或治水等領域有著基本的才學,從而在考評上得到更優的成績。
這可是比科舉還要進步一千年的職稱考試啊!
高殷考公務員受的苦,要在這大齊重現一遍,而且不同的是,他現在可是出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