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齊，南齊在《資治通鑒》里哪一冊來著？
王揚有些失落。
《資治通鑒》有簡版有全版，兩者相差如盆景與園林。王揚小時候讀簡版，里面自然沒有南齊，長大后讀全版，家中有一套中華書局56年版的《資治通鑒》，一共二十冊，但王揚主攻在漢唐，所以只啃到第8冊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然后便跳到第12冊從陳隋開始，讀到第18冊又跳。再說從史學角度，以《資治通鑒》治史并非正統(tǒng)，所以即便跳過去幾冊也沒太在意，等以后有時間補就是了，哪能想到有一天穿越能用到？
有一個關于當代學界的故事：
一個人研究文學中的月亮意象，你問他德|國表現(xiàn)主義中的月亮主題，他說自已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你問他七月詩派中的月亮象征，他說自已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你問他漢賦中的月亮書寫體式，他說自已是研究古代文學中的唐代文學。你改問唐賦，他說自已是研究唐詩的。你問他唐詩中寫月亮的句法嬗變，他說自已只研究唐代大歷年間寫的詩......
這個故事是說當代研究在專精化的同時也在不斷狹窄化，自限藩籬、深耕寸土的人越來越多，愿意打破壁壘、博通兼取的，越來越少。這一來是因為博取本就很難，二是當代學術的考核、評判標準與學風所致，三也是學問實在太過廣大，莊子所謂“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清代學問為例，一個人即便窮盡一生，也無法精讀所有清代文獻，若專注于此，哪還有余力顧及其他？
王揚已算是很博覽的了，但根本沒關注過這個冷門又短命的南齊王朝，即便以他最精擅三個領域：文學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而言，對于南齊相關的也知之甚少，不過起碼比歷史要好很多，巴東王如果在文學上有什么建樹，又或者給《左傳》、《易經(jīng)》什么的做過注，那王揚說不定能知道一二，但巴東王顯然不會在這方面留名，這也就導致王揚完全沒有先知信息。
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起碼王揚對南梁史的了解，要比對南齊史強上不少。不過他對南梁所知主要集中在南梁開國之后，尤其是梁武帝繼位的中后期，越往后知道的越多，像侯景之亂這種大變局，那更是認真細讀過，可關于蕭衍“創(chuàng)業(yè)史”的細節(jié)卻不甚明了，只知道他是由雍州刺史之位，發(fā)兵建康，最后得勝。可為什么發(fā)兵，又如何得勝、對手是誰等等，他都一無所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南齊亡于蕭衍之手，那......會不會蕭衍就是在這次巴東王之亂中崛起的？
“你認識蕭衍嗎？”王揚問蕭寶月。
寶月正消化巴東王的事，突然被問到蕭衍也是一怔。
蕭衍與當今天子同是五胡之亂時遷居江南的蕭家先祖蕭整的六世孫，也就是說，兩人輩分相同，但支脈卻遠。蕭衍相當于皇族疏屬，在血緣上遠不如寶月在宗室內(nèi)的地位高。至于家門權勢，更不能寶月家相比。
“問他做什么？”寶月皺眉。
寶月對這個遠房族叔可沒什么好感，不只是因為此人是竟陵王一黨。
“不做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來了，他現(xiàn)在還做戶曹屬嗎？”
王揚在日常交際中很注意搜集信息，如今對當朝之事也有不少了解，他聽說蕭衍之前以司徒西閣祭酒的身份（副總統(tǒng)府辦公室副主任）在竟陵王西邸做學士，乃竟陵王麾下八大才士之一，人稱“八友”，也就是他穿越前就知道的“竟陵八友”，這在文學史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
后來經(jīng)王融推薦，得到王融叔父王儉的賞識，在王儉的衛(wèi)將軍府（諸將軍府中排名第三，東晉南朝位甚重，晉時常以權臣兼任）任職，聽說好像是升了戶曹屬。（七品，軍府中上層，類似軍|委下設某部主任）。不過荊州消息遲滯，再加上蕭衍不是什么大人物，王揚又沒有權威的消息源，所以很難獲得第一手情報。
寶月雖然不解王揚之意，但還是回答道：
“他已經(jīng)升了六品。去年天子為南郡王（太子的長子）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僚屬，選了他和沈昭略。他做王文學，沈做王友。”
天子給嫡長孫選屬官用二皇子的人，有點意思......
“王文學”這種官職（和柳惔先前的官一樣）在南朝是攢資歷的清望官，對門第要求極高，再加上寶月說“高選僚屬”（《南齊書·郁林王本紀》記永明七年“高選友、學”。同書《沈昭略傳》言“南郡王友、學華選”，華選也就是高選的意思。），可見名望是不錯的。
雖然品級不低，又有前途，但卻沒實權，不像是能趁亂崛起的樣子。當然這種事情也說不好，但即便是崛起，也很難宰制一州。這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從當時的轉(zhuǎn)遷邏輯上來說，蕭衍就算再得重用，破格連跳幾級，也沒有可能做上雍州刺史，除非巴東王能攪得天下大亂，亂到海內(nèi)鼎沸，大爭之世，那自然萬事不可測。可關鍵是，巴東王有這個本事嗎？
寶月見王揚思慮糾結，不明所以，說道：
“臨淵而立，當慮墜溺之危，而非眺彼岸之林。如今荊州形勢壞至如此，你不問荊州，而問蕭衍，難道，難道說他與荊州之亂有什么關聯(lián)？難道竟陵王參與其中？！”
寶月臉色倏變！
王揚本來遺憾沒讀南齊史，失了天眼優(yōu)勢，聽了寶月的話，突然對自已執(zhí)著尋求歷史定局的想法暗生警惕。
有了自已穿越，攪動荊州，蝴蝶效應興許已經(jīng)開始，不說其他，就說古文尚書辨?zhèn)魏褪諒托U部一事，不就是原定歷史上沒有的嗎？一事變，百事遷，歷史說不定已經(jīng)暗中分出一條新線，《易》云：“變則通，通則久。”又言“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若執(zhí)著于依仗歷史定局，不僅容易形成依賴，惰我心智，鈍我機變，更易緣木求魚，畫地為牢！
若不能隨勢應變，只著眼以所知原時空的史事謀利，就是直接被帶到溝里，也不是不可能。
真正的先機，從來不在歷史書中的既定文字，而在足夠清醒的洞察與足夠明智的決斷！
想要求活命，先要求活心。只有心活，才能不困于桎梏、束手束腳。
我既能注六經(jīng)，則六經(jīng)亦能注我！
若我智能足，我謀能周，我行能勇，我意能堅，則何必求先知，何必問天意？
與其尋難求之史，不如自已，落筆成史！
王揚一念及此，胸中塊壘盡去，對寶月灑然一笑道：
“你不要亂猜，是我糊涂了。你說的是，現(xiàn)在該問荊州的事。”
然后便拋開蕭衍，細問憐三關于荊州之亂的具體情形。
寶月見王揚本來愁眉不展，忽然間就豪氣頓生，不由得暗暗稱奇。
但不管寶月還是王揚自已，都不明白王揚此刻的“念頭通達”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
其實王揚想得沒錯。
歷史的確已經(jīng)悄然改變。
在原來的歷史線上，巴東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劉寅領頭密告他與蠻部交易兵器，巴東王盛怒之下，斬殺臺使官員，倉促應對禁軍。雖擊敗第一波來敵，但卻不能改變大局，最后落得一死。
（唐時修的《南史》對巴東王持同情立場，語多修飾，記巴東王第一次打勝之后言“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給人一種巴東王勝了之后主動放下兵器的感覺。梁時的《南齊書》把朝廷第二次發(fā)兵之后的形勢記得更清楚：“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
可王揚穿越之后，劉寅被王揚逼得改投門庭，以巴東王為依靠，自然不會再有告密事，又因為柳憕要親眼看著埋伏王揚，所以孤身到樂家莊園中的偏僻小亭，以致于被蠻兵俘獲，由此引來王揖查問，再由此引得巴東王心虛截殺，而截殺計劃遇到永寧兵擾亂和王揚智脫，不見王揖、王揚尸體，進而導致巴東王著手準備應變。再到劉寅改投門庭讓巴東王獲得廬陵王積蓄的大筆金錢，底氣加足，最后是王泰利用王揚供詞進行刺激。
巴東王由原來時空線的被動應對，到現(xiàn)在的主動出擊，其勢已與原歷史中不可同日而語。又以柳憕被抓和蠻人截殺使團為引，以蠻禍為由，扣住上佐，舉起大旗，號令荊州，再加上被王揖一逼，用險出奇，大破王揖，首戰(zhàn)立威，進而席卷郡縣，勢頭比原歷史中勝了數(shù)倍！
縱觀整個巴東王謀反過程，看似步步是形勢所逼，招招是巴東王自已決定，但其實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受到王揚這個變量的深刻影響！
翅膀揮扇之間，層層疊加，最終在荊楚大地上匯聚出一場比原本時空里更劇烈、甚至有可能改寫整個王朝命運的颶風！
所以即便現(xiàn)在天上掉下來三冊《南齊書》，也未必做得了未來命運的劇本，故而王揚的確不必遺憾沒有先知，因為自他名動荊州之日起——
古月今塵，春秋筆墨，皆待重新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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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關于蕭衍起家官是衛(wèi)將軍東閣祭酒還是巴陵王法曹行參軍亦或其他，學界是有爭議的。關于此問題的確定也涉及到本書中此時蕭衍擔任的官職。把這個爭議過程講得很清楚的是何良五的《“竟陵八友”之蕭衍、沈約三考》，去年劉躍進先生編的《中華文學史料》第六輯也收了這篇文章，感興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不過其最后結論也未必能為確論。本書還是以《梁書》的記載為基，綜合何良五、莊輝明、趙以武、柏俊才考論的一部分（參《蕭衍評傳》、《梁武帝及其時代》、《梁武帝蕭衍考略》），把起家官定為巴陵王法曹行參軍，后為司徒西閣祭酒，再轉(zhuǎn)衛(wèi)將軍東閣祭酒，再升衛(wèi)將軍戶曹屬，此時為南郡王文學。至于為什么這么定的原因就不說了，不然又得寫一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