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城奧林匹克主競技場的璀璨燈火與山呼海嘯般的“東征”吶喊，隨著華夏代表團包機的返航，漸漸沉淀為新聞報道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化作無數華夏兒女心中激蕩的豪情與自豪。
網絡上的狂歡持續了整整一周，相關話題閱讀量突破數百億，自媒體連篇累牘地解析著每一場勝利背后的藝術價值與象征意義，小棒棒樂壇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懷疑與輿論拷問之中。
然而隔著那片并不寬闊的海域，另一個島國上的氣氛，卻截然不同。
小本子國，東京，文化振興局會議室。
長條會議桌兩側坐滿了人，氣氛凝重得能擰出水來。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定格著張凡在漢城演奏《百鳥朝鳳》時，那桿黃銅嗩吶直指蒼穹、臺下萬人沸騰的畫面。
旁邊分屏滾動著華夏各大媒體對此次“東征”勝利的盛贊，以及一些國際輿論評價中頻繁出現的“文化碾壓”、“藝術霸權覺醒”、“東亞新秩序”等刺眼詞匯。
“諸君，”坐在主位上的文化振興局副局長鈴木健次郎，一位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戴著金絲眼鏡的中年男子，緩緩開口，聲音干澀，“漢城發生的一切，你們都看到了。華夏人……來勢洶洶，而且，他們完全有能力做到他們宣稱的一切。”
他頓了頓，鏡片后的眼睛掃過在場每一個人的臉。有老牌唱片公司的社長，有大型演藝經紀公司的代表，有國立藝術大學的學者，也有來自流行樂界的大物制作人。此刻，這些平日里在各自領域呼風喚雨的人物，臉上都寫滿了凝重、不安，甚至是一絲難以掩飾的……恐懼。
“華夏藝人展現出的，不僅僅是高超的個體技藝。”一位頭發花白、身著和服的學者，京都藝術大學音樂系名譽教授田中弘一沉聲道，“更可怕的，是他們那種整體性的、系統性的強大。從古典到流行，從民族到現代，從創作到表演，梯隊完整，底蘊深厚，更有著我們……難以企及的國家意志支撐和全民關注度。這次去漢城的陣容，華夏不僅僅是交流，是亮肌肉，是宣示。”
“田中教授說得對。”一位戴著鴨舌帽、打扮新潮的中年男子，著名音樂制作人小林啟介接口，語氣帶著明顯的焦躁，“更麻煩的是那個張凡！這個人簡直是個怪物！創作、演唱、演奏，甚至樂器發明？他無所不能！漢城最后一天，他一個人幾乎打垮了小棒棒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心氣！李在旭……已經宣布無限期停止演藝活動了，心理創傷據說非常嚴重。”
會議室里響起一片低低的吸氣聲。李在旭在小棒棒國好歹也算一線偶像，竟被當眾“鞭尸”到崩潰退圈，這種手段和效果，想想都讓人不寒而栗。
“華夏人對我們……”一位資深經紀人聲音發顫，沒有繼續說下去，但在場所有人都明白那未盡之言——那段無法回避、血海般深沉的歷史罪孽，如同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華夏民間對東京的普遍情緒，絕非簡單的競爭對手那么簡單，那是一種經年累月、深入骨髓的警惕與敵意，一旦找到宣泄口，其威力恐怕比對小棒棒更甚百倍。
鈴木副局長敲了敲桌子，將眾人的注意力拉回來：“所以諸君，我們原定于三月下旬的‘接待’，必須重新評估。硬碰硬在對方挾大勝之威、全民期盼、且明顯有針對性的準備下，我們有幾分勝算？”
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
沒有人敢輕易說出那個悲觀的答案，但每個人緊抿的嘴唇和游移的眼神，已經說明了一切。
“不能接戰。”最終，索尼音樂娛樂小本子公司的一位高層代表，咬著牙說出了眾人的心聲，“至少現在不能，小棒棒的蠢貨們給了我們最好的反面教材——在不具備絕對優勢、甚至明顯劣勢的情況下，為了所謂的‘面子’強行接戰，結果就是被當成墊腳石，成就對方的赫赫威名，自已摔得粉身碎骨。”
“可是，華夏官方的公告已經發出，全世界都看著。如果我們單方面推遲或取消，國際輿論會怎么看？國內民眾，尤其是那些熱血上頭的年輕人，會答應嗎？”有人提出異議。
鈴木副局長推了推眼鏡，嘴角露出一絲與現場凝重氣氛不太相符的、近乎冷酷的算計：“所以，我們需要策略。華夏有句古話，‘伸手不打笑臉人’。還有一句話，‘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他示意助手切換屏幕。新的畫面上，是精心剪輯過的華夏藝人演出片段，配以小本子國內幾位知名樂評人“客觀、中立、高度贊賞”的點評文字。
“第一步，”鈴木緩緩道，“輿論造勢。從今天開始，調動我們掌控的所有媒體資源——電視、報紙、網絡、社交平臺——集中火力做兩件事：一，嚴厲批評小棒棒國在此次交流中使用的‘不光彩手段’，指責他們破壞了藝術交流的純潔性，拉低了我們東亞文化共同體的格調。
二，不吝溢美之詞地贊揚華夏藝人的高超技藝和藝術成就，尤其是張凡、陸雪晴、劉天王等人，要夸得具體夸到點子上，顯得我們懂行、有格調、欣賞真正的好藝術。”
眾人面面相覷，有些不解。
“這是為了塑造我們‘公正、懂藝術、與卑鄙小棒棒劃清界限’的高姿態。”鈴木解釋道，“同時，向華夏釋放足夠的‘善意’和‘尊敬’，把他們的情緒從‘對敵’部分轉移到‘被認可’的愉悅上，至少，降低直接敵意。”
“第二步，”他繼續道，“官方溝通。由文化廳長官親自向華夏文化部發出賀信，祝賀他們在漢城取得的輝煌藝術成就。用詞要……嗯，學習華夏古代外交文書，什么‘一衣帶水，源遠流長’，什么‘友好鄰邦，文化同源’，什么‘仰望華夏文明博大精深，心向往之’。總之，怎么肉麻怎么來，怎么謙卑怎么來。
然后，在信的末尾，‘非常遺憾且羞愧地’提出，鑒于華夏代表團展現出的藝術水準如此之高，遠超我方預期，我方深感自身準備嚴重不足，倉促接待恐玷污如此高水平的藝術交流，更恐怠慢了遠道而來的大師們。因此，‘懇請’華夏方面諒解，將原定于三月下旬的交流活動，推遲三個月，以便我方‘充分準備’，‘以最誠摯的姿態迎接華夏文化使者’。”
會議室里響起一陣細微的騷動。有人覺得這姿態未免太低，有些屈辱；但也有人眼睛亮了，覺得這或許是眼下唯一的緩兵之計。
“他們會答應嗎？”有人問。
“大概率會。”鈴木篤定地說，“華夏是禮儀之邦，講究‘禮尚往來’，更講究‘以德服人’。我們擺出如此低的姿態，如此‘誠懇’地承認不足、請求時間準備，他們若斷然拒絕，反而顯得氣量狹小、咄咄逼人，不符合他們一貫宣稱的‘大國風范’。國際上也會覺得他們得理不饒人。這是陽謀。”
“那三個月后呢？”小林啟介追問，“三個月，我們能準備出足以抗衡他們的陣容和作品嗎？”
鈴木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平靜無波：“三個月后，自然有三個月后的說法。也許，我們突然發現，需要更深入地‘鉆研學習’華夏某位大師的技法，時間還是不夠；也許，國內突然發生了需要舉國關注的‘自然災害’……總之，理由總是有的。
關鍵是，我們要把‘謙卑好學’、‘力有不逮’的姿態做足，把‘拖延’的主動權，牢牢抓在自已手里。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拖到華夏民眾的熱情自然消退，拖到國際關注點轉移，拖到……或許出現新的變數。”
他頓了頓，聲音壓低了幾分，帶著一種冰冷的現實：“別忘了，我們的西方‘盟友’們，會樂于見到一個持續強勢、在文化領域也展現碾壓姿態的華夏嗎？他們不會永遠坐視。遲早，他們會需要有人站出來，去試探，去消耗，去當‘出頭鳥’。到那時，壓力自然會轉移。而我們……只需要保持足夠的‘謙卑’和‘虛弱’，讓這只‘出頭鳥’的角色，穩穩地落在……該落的地方。”
會議室內陷入了更長久的沉默。所有人都聽懂了鈴木的潛臺詞：犧牲小棒棒，保全自已；利用華夏的“禮”與“德”，行拖延茍且之實；等待西方主子施加壓力，讓別人頂到前面去。
無恥嗎？或許。但對于一個骨子里信奉“生存至上”、“實用主義”、“畏威而不懷德”的民族來說，這不過是又一次將“隱忍”與“狡黠”發揮到極致的常規操作。面子？在實實在在的生存威脅和可能的文化慘敗面前，面子是最不值錢的東西。
“那么，就按這個方案執行吧。”良久，田中弘一教授嘆了口氣，仿佛蒼老了十歲，“只是……經此一事，我東亞文化圈，恐怕再無寧日了。華夏這條巨龍，已經徹底醒來，并且亮出了爪牙。我們……好自為之吧。”
計劃迅速執行。
接下來的日子，華夏民眾和網友驚訝地發現，東京那邊的輿論風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小本子主流媒體一改之前或沉默或曖昧的態度，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漢城音樂交流盛況，字里行間充滿了對華夏藝人的驚嘆與贊美。
“震驚！華夏音樂藝術的深度與廣度遠超想象！”
“張凡：千年一遇的音樂奇才，他的《夜曲》讓我徹夜難眠！”
“從《百鳥朝鳳》看華夏民間藝術的蓬勃生命力！”
“陸雪晴：跨越語言的情感力量，國際巨星的風采！”
同時，對小棒棒國的批評也不留情面：
“恥辱！論小棒棒國如何用卑劣手段玷污藝術圣殿！”
“短視的勝利？小棒棒國娛樂圈亟需反思職業操守！”
“東亞文化之恥？論小棒棒國某些藝人的狹隘與無知！”
這些報道被迅速翻譯回流回國內，讓華夏網友們看得既舒爽又有些別扭——小本子這次怎么這么“明事理”了？夸得還挺到位？
緊接著，華夏文化部收到了來自小本子文化廳長官親筆簽名的、措辭極其謙恭甚至肉麻的賀信。信中引經據典，大談“一衣帶水”、“同文同種”（刻意忽略歷史修改部分）、“對華夏文明久仰如滔滔江水”，盛贊漢城之行的藝術成就“光芒萬丈，照亮了整個東亞的文化天空”，然后話鋒一轉，以“學生面對宗師般的惶恐與不安”，懇請將東京之行推遲三個月，以便“潛心學習，認真準備，不負華夏藝術大師們的蒞臨指導”。
這封信的內容不知怎的也“泄露”了出來，在國內引發了熱議。
“喲，小本子這次姿態放這么低？”
“還算有點自知之明，知道怕了？”
“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吧？拖延戰術？”
“不過話說回來，人家這么客氣，我們要是硬逼著去，好像也有點……”
正如鈴木所料，華夏官方在經過內部研討后，考慮到國際觀瞻和“禮儀之邦”的形象，加之對方理由“看似充分”，姿態“足夠謙卑”，最終同意了將東京交流活動推遲至六月下旬的請求。消息公布，國內民眾雖有遺憾，但大多表示理解，甚至有些寬容的成就感——看，我們把小本子“嚇”得需要更多時間準備了！
然而，三個月后，臨近六月，小本子文化廳再次來函。這一次，理由變成了“近期我國東北部海域連續發生了5.8級強烈地震與海嘯災害，舉國上下正全力投入救災重建工作，文化藝術活動難以兼顧，且此時舉辦盛大交流恐與國民悲慟氣氛不符。萬分抱歉，懇請將交流活動再度推遲六個月至年底，望貴國體恤鄰邦之難”。
這一次，華夏國內的輿論就沒那么平和了。
“又來？地震海嘯？這么巧？”
“拖延戰術實錘了！就是不敢接戰！”
“媽的，這慫包！敢做不敢當！”
“畏威而不懷德，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算了，跟這種沒臉沒皮的家伙計較什么，反正漢城我們已經贏了。”
盡管民間不滿，但面對“自然災害”這種難以駁斥的人道主義理由，華夏官方也只能再次同意延期，但語氣已然冷淡了許多，并要求對方“妥善安排，確保下次不再變動”。
小本子方面自然是滿口答應，姿態依舊謙卑到了泥土里。
于是，轟轟烈烈的“東征”，在斬落漢城之后，面對滑不溜手、裝慫到底的“靶場”，竟一時失去了目標。蓄勢待發的藝術大軍，不得不暫時收鞘。
西方某些勢力原本期待著一場更激烈的“龍虎斗”，好看清華夏文化實力的底牌，并從中漁利，見狀也頗覺無趣，暫時將目光投向他處。
小棒棒國，這個憨直的“出頭鳥”，結結實實地挨了一頓胖揍，成了唯一的、也是最大的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