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國辦。
時隔四個月，李明華的案頭再一次出現(xiàn)了來自清江省的材料。
他拿起那個厚實的牛皮紙文件袋，看了看寄件地址，又看了看收件人——國辦研究室。
再看落款的地，清江省委宣傳部。
這一次又會是什么？
帶著幾分好奇，他拆開了文件袋的封口，從里面抽出一疊厚厚的打印紙。
當他看到標題時，便是一愣。
《關于云嶺鄉(xiāng)農民生產生活及稅費負擔情況的調查報告》。
“三農問題”，這四個字在當下的政治語境里，分量極重。
去年，南方某省送上來的一份材料，在中央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為此，中央特地向多個地區(qū)派出了調查組，以便進一步收集信息。
就目前陸續(xù)反饋回來的情況，用“觸目驚心”四個字來形容，毫不過分。
也正因此，中央在去年下半年正式啟動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選定清江下游的徽省作為第一個試點省份。
至于其余各省，依然要按照舊有規(guī)定，繳納各種稅費。
李明華調整了一下坐姿。
他知道，這樣的基層報告，要么是夸夸其談的政績文章，要么，就是一顆深水炸彈。
他仔細閱讀這份材料，很快就被上面羅列的詳實數(shù)據(jù)所吸引。
他能從字里行間看得出來，這位作者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拼湊材料，而是真正走遍了自已轄下的每一戶人家。
報告中詳細記錄了農戶的收入、支出、家庭成員構成、勞動力狀況。
云嶺鄉(xiāng)是省級貧困鄉(xiāng)，報告中又以鄉(xiāng)里最窮的東山村作為典型。
全村戶均年收入不到五百塊，更有許多戶，一年到頭，全家的純收入就在三百塊錢左右徘徊。
一年三百塊！
李明華的心抽緊了。
他不是沒有見過貧困地區(qū)的數(shù)據(jù)，但這個數(shù)字，即便是在全國的貧困縣里，也低得驚人。
報告里寫著，就是這樣的家庭，每年卻要承擔高達近七百塊的各種稅費。
材料沒有空洞的口號和抱怨，而是以一戶戶人家、一張張收費單據(jù)作為證據(jù)，用無比詳實的數(shù)據(jù)，說明了稅制改革的緊迫性。
在報告的最后，作者還附上了幾段分析，指出在基層干部粗暴的催收手段下，農民為了生存，不得不抗稅抗交。
長此以往，干群矛盾激化，一不小心，就會釀成群體性事件。
無農不穩(wěn)，無糧則亂。
這份材料，看似是為一個貧困鄉(xiāng)呼吁，實則是在提醒中央，這個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文件的最后是署名：云嶺鄉(xiāng)鄉(xiāng)長劉清明。
這個名字讓他停頓了一下。
李明華記性很好，尤其是對于那些讓他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劉清明，不就是上次因為715大案被省里報送材料，之后又被推薦為優(yōu)秀黨員的那個年輕人嗎？
兩人還有一面之緣。
而在見面之前，老同學胡金平就已經向他介紹過對方。
胡金平是個多驕傲的人啊，連自已都未必看得起。
卻對一個23歲的年輕人贊賞有加。
也引起了李明華的興趣。短短時間內，兩次優(yōu)秀黨員材料，一次大功材料，這個名字在組織內部，已經算掛上了號。
李明華把材料從頭到尾通讀了兩遍，然后沉默地靠在椅背上。
他拿起桌上的筆，又放下。
最后，他另外抽出一本辦公用紙，在上面寫下這份報告的內容摘要，著重標出了幾個關鍵數(shù)據(jù)。
做完這一切，他將劉清明那份數(shù)萬字的報告和自已的摘要重新裝好，鄭重地放進了最上面那層、需要立刻上呈的文件籃里。
***
一周后，清江省委辦公室。
省委辦將一份文件送到了省委書記林崢的辦公桌上。
文件由國辦下發(fā)，醒目的紅色標題印在首頁上方正中位置：
《國辦關于2001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文號是國辦發(fā)[2001]28號。
林崢仔細閱讀文件的每一條內容。
這是繼去年推動徽省單省改革以來，國辦發(fā)出的又一份關于三農問題的重要文件。
文件開篇就指出，經過中央多路調查組的調研，各地農村問題日益嚴重，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日益突出，已經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了不利影響。
部分地區(qū)干群矛盾尖銳，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持續(xù)降低，有些貧困地區(qū)的農民，甚至連基本生存都成了問題。
因此，中央決定，在單省試點的基礎上，允許其他未被列入首批試點的省份，根據(jù)自身情況，自行選擇部分縣鄉(xiāng)，展開試點工作。
其目的，在于搜集更加廣泛和詳細的數(shù)據(jù)，為下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改革的最終方案，提供決策依據(jù)。
林崢讀到這里，心中已然有數(shù)。
這份文件，等于是給了地方更大的自主權，變相地擴大了試點的范圍。
他繼續(xù)往下看，當讀到文件末尾時，他的動作停住了。
在國辦那鮮紅的公章之下，還有一行用紅筆手寫后又圈出來的附注。
字跡很小，卻很清晰，只有三個字。
“云嶺鄉(xiāng)”。
林崢想了想，撥通了省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董智彬的內線電話。
“書記，有什么指示？”電話很快接通，傳來董智彬沉穩(wěn)的聲音。
“智彬同志，劉清明現(xiàn)在任職的地方，是不是叫云嶺鄉(xiāng)？”林崢問。
董智彬在那頭略微思忖了一下，立刻回答：“對，書記。是清南市下轄的云嶺鄉(xiāng)。”
“他最近，有沒有什么材料送到省委來？”
“沒有，”董智彬的回答很干脆，“辦公廳沒有收到任何以他個人或者云嶺鄉(xiāng)黨委政府名義遞交的報告。”
林崢結束了通話，心思轉動。
沒有通過省委的渠道，那中央這份文件上，為何會單獨點出云嶺鄉(xiāng)的名字？
他叫來了自已的秘書方慎行。
“小方，你去查一下，清南市云嶺鄉(xiāng)最近發(fā)生了什么事？要快。”
“好的，林書記。”
方慎行記下他的指示，轉身快步離去。
不到半個小時，辦公室的門被再次敲響。
“林書記，我查了一下。”方慎行將一份手寫的記錄放在林崢桌上，“云嶺鄉(xiāng)在一個月前，發(fā)生了新成集團下屬礦山的多起礦難瞞報事故。事情查清后，新成集團方面做出了公開道歉、高額賠償，并向云嶺鄉(xiāng)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學。”
林崢點點頭：“還有嗎？”
“還有就是，他們鄉(xiāng)里通過貸款修建的一條三級公路，前段時間剛剛舉行了開工儀式。不知道這個算不算？”
“沒了？”
“對了，還有一件事，”方慎行補充道，“前不久，省委宣傳部、省青聯(lián)和共青團省委，聯(lián)合擬定了一份推薦名單，準備向中央推薦今年的‘全國十佳青年’，云嶺鄉(xiāng)鄉(xiāng)長劉清明同志，就在這份名單上。”
這件事林崢當然清楚。
雖然他沒有親自干預過名單的人選，但整個清江省委，又有哪一個人不知道，劉清明是他看重和欣賞的年輕人。
可問題是，無論是處理礦難，還是修路，亦或是個人榮譽，這些事情，哪一件也和“三農問題”以及“稅費改革”挨不上邊。
林崢有些不得要領。
他轉而問道：“吳省長出國有一周了吧？什么時候回來？”
“報告書記，吳省長明天坐法航的航班回國，應該會在駐京辦歇一晚，后天上午回到省城。”方慎行答道。
那就不是通過吳新蕊？
吳新蕊人還在國外，不可能為這件事去向中央遞話。
那這個劉清明，又是怎么讓中央點的名呢？
他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
蘇清璇，吳新蕊的女兒。
劉清明的對象。
難道，是通過她的關系？
林崢看著那份文件上小小的三個字，越發(fā)覺得這件事不簡單。
一個偏遠貧困鄉(xiāng)的名字，出現(xiàn)在一份決定全國大政方針的文件里，這絕不是巧合。
唯一的解釋就是，劉清明通過某種不為人知的渠道，將一份份量極重的報告，直接送到了最高層的案頭。
為什么，他沒有找自已？
林崢一下子就想通了。
這件事一定在下面就受到阻力。
無法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上傳。
劉清明不得已，只能直達中央。
他不想在事情明了之前，讓自已為難。
想通了這一點。
他對方慎行說：“通知一下，等吳省長回來，我們馬上開個常委會，議題就是這份文件。”
林崢有些吃驚，中央對基層的報告如此重視。
是對報告本身呢？還是撰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