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上連續幾年的虧損，讓游樂園的合作雙方產生了強烈的分歧。

　　眼瞅著1990年熱熱熱鬧的過去之后又是一場空，因此在1991年的開年之初，中方公司不得不正告日方，要求他們必須盡快解決造成虧損的問題，必須保證在最短的時間里改善經營，扭虧為盈。

　　而且中方公司還提出從此之后，中方除了要負責勞資工作之外，也要派人參與游樂園財務工作的管理。

　　今后所有涉及到游樂園經營業務的現金流水，都需要中方的財務人員參與核準，在旁監督。

　　然而對此，日方是肯定不干的啊。

　　他們不但拒絕了中方的訴求，反而還以日本本土正在發生經濟巨變為由，提出了幾條完全有利于他們，卻極不合理的要求。

　　第一，鑒于日方總公司目前對于所有海外分公司提出收縮銀根的要求，日方需要聽從總公司的指示，從京城游樂園原本維護日常運營的賬戶上撤回二十六億日元資金，反向給日本總公司輸血。

　　第二，日方以在日本多年經營游樂園的行業經驗宣稱，說游樂園要想生意興隆，增加收入，除了延長營業時間之外，還必須以每年一至兩個的速度不停增加新的游樂設施。

　　所以今年，他們打算對游樂園開放夜場時段，并計劃從美國引進激光水幕電影，每晚在噴泉廣場上反復放映，要求區政府必須保證晚間用電供給。

　　此外，他們還計劃要在游樂園湖面上建造一個世界上獨有的雙層旋轉木馬，以招攬游客。

　　因此他們雖然撤走了不少資金，但購買這些設備和大興土木卻勢在必行，他們希望由中方想辦法補足資金缺口。

　　第三，他們還認為扭虧為盈絕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目標，合理的時間周期應該預設為兩年，希望中方不要做出不切實際的奢望。

　　至于對于中方人員對于游樂園的財務要參與監管的要求，日方也認為完全沒有必要，他們說人為的設置障礙會影響正常財務運轉的效率。

　　總而言之就是一句話，這幫孫子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玩意，好處占盡不說，還把別人當成傻子耍弄。

　　最初得到日方的書面回復后，中方公司的負責人甚至認為肯定是他們請的翻譯水平有限，沒有準確的把日方的意思搞清楚，才導致如此離譜的誤會。

　　因為按照正常邏輯來講，日方已經是相當理虧了，他們不但沒實現當初的承諾，拒絕承擔虧損的責任，現在居然還要求中方增加投入，這怎么可能？

　　這不就是想好處占盡，把中方當奴才用嘛。

　　可居然沒想到，在接下來的商討中，中方發現日方的要求居然都是真的。

　　盡管中方的負責人當面日方的負責人清楚的表達了質疑與不滿，但對方給予了一番冗長而無理的解釋卻幾乎能把人氣死。

　　因為對方已經懶得再裝了，話里話外只有一個意思——你們沒有運營游樂園的經驗，又沒有相關所需的設備，而且你們的政府還想打造出一個能夠作為政績裝飾品，對民眾和媒體炫耀的現代化游樂園。

　　那么我們無論開出什么條件，你們都得無條件接受，否則大不了一拍兩散。

　　我們可以完全撤出，把游樂園還給你們。

　　說白了，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敲詐勒索了。

　　于是中方的負責人惱了。

　　抗日戰爭都結束多少年了，他怎么也沒想到還有日本鬼子敢在京城這塊土地，提出如此蠻橫無理，又貪婪無恥的要求。

　　關鍵是對此，他也沒轍了，日方這是擺明了不講理啊，他只能把情況如實上報區政府。

　　而聽到日本企業居然敢于進行如此明目張膽的訛詐，區政府的各級領導也都氣壞了，許多人都恨不得馬上終止合作，把這幫日本蛀蟲給趕走。

　　可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又擺在大家面前，讓不少人紛紛地搖起頭來，也讓區政府沒法真的下這個決心。

　　那就是人給轟走了，接下來的爛攤子該怎么收拾？

　　作為上級單位和主管部門，區政府的領導班子當然不能率性而為，他們的心中當然有數，這個項目的主導權確實是在日本人的手里，無論是資金，技術，還是管理經驗，他們都是沒有的。

　　于是沒辦法，大家也只能暫時把怒火憋在心里。

　　這次干脆由區政府出面，派專人和日方進行協商，看看能不能雙方各退一步，找個相對合理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分歧。

　　但結果顯然不夠理想，形勢不容樂觀。

　　因為按照左宗棠的話來說，日本人畏威而不懷德，強必盜寇，弱必卑伏，這是銘刻在日本人骨子里的民族基因。

　　在日本人自認為可以隨意拿捏區政府的時候，無論區政府多么有誠意，多么忍辱負重，他們都只會視為是對手軟弱無能的表現，反而會把牙咬的更緊，把事做的更絕。

　　就像這次，他們居然虛張聲勢的對區政府的人表示，說京城游樂園虧損成這個樣子，其實他們也早就不想做下去了。

　　他們的條件一點也不能打折扣，中方的要求他們也是絕對不會答應的。

　　如果中方非要固執己見，那就是強人所難，他們寧愿把股份轉讓給中方，終止合作。

　　這話哪里是商量？

　　分明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

　　日本人揣著明白裝糊涂，反手就是一記倒打一耙，硬生生把中方逼到了退無可退的死角，連半點轉圜的余地都沒留下。

　　也正因如此，在這個眼看就要跨入 1991年的春節前夕，重文區政府的辦公樓里，別說辭舊迎新的喜氣了，連空氣都像是被凍住了，沉得能攥出水來。

　　走廊里往日里的寒暄聲銷聲匿跡，各個辦公室透出一股詭異的寧靜氛圍，偶爾漏出幾聲壓低了的爭執，又很快被凝滯的寂靜吞沒。

　　窗外的北風卷著殘雪，嗚嗚地拍打著玻璃窗，更襯得樓里死寂沉沉，連墻上掛著的新年掛歷，那點紅通通的顏色都像是褪了光，透著一股子說不出的憋悶。

　　實際上就連年前分福利的事兒，今年都變得很敷衍了。

　　沒有大張旗鼓和興高采烈，大家都是一副心有默契啞巴吃餛飩的摸樣，領了東西就默默的離開，唯恐鬧出什么動靜，打擾到那些成天為此開閉門會議商量對策的領導們。

　　機關單位里有哪個不是人精？

　　這種時候沒人想要這樣引起領導們的注意。

　　就連平日里大嗓門的工會主席，說話都刻意壓著聲調，恨不得把自己縮成個影子，安安穩穩當個隱身人。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大家就真的對這件事漠不關心。

　　恰恰相反，辦公樓里的每個人，哪怕是端茶倒水的勤雜工，都在豎著耳朵，鉚足了勁兒打探著辦公大樓會議室里的一舉一動。

　　首先，畢竟誰都清楚，這件事的重要性——它不僅牽連到區政府一把手、二把手的政治前程，更會讓一連串人被拉出來擔責，甚至足以撼動整個區政府日后的權力格局。

　　說到底，大伙兒的這份關注，都揣著各自的小算盤。

　　大家都在盼著看一出權力洗牌的好戲，也好掂量掂量自己往后該站哪隊。

　　或是擔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提前盤算著怎么撇清干系。

　　其次，作為華夏人共通的情感，哪怕是再自私的人，也并不希望真的看見區政府拿日本人束手無策，只能委曲求全的結果。

　　大家也都在期盼上級領導能想出個好辦法來，打滅小鬼子的囂張氣焰，千萬別讓日本人真的得逞。

　　…………

　　1997年2月11日下午，重文區政府辦公樓的會議室里，氣氛正緊繃得像根快要繃斷的弦。

　　與會人員除了區里的領導班子和華夏京城龍潭旅游開發公司的相關人員，還有園林局、旅游局和服務局這些相關單位的同志們。

　　這場會議的主題只有一個。

　　那就是針對京城游樂園一直入不敷出，連年虧損的經營問題，面對日本人的訛詐該怎辦？

　　“……最新反饋回來的情況，相信大家已經知道了，有人摸了老虎屁股，而且摸完了堅持不給錢。”

　　會議室里，堂堂的一把手趙子明趙書記連這樣的話都說了出來，可見他的怒火幾乎都要壓制不住，就要暴走了。

　　“在這件事上，日本人不但不講道理，逼著我們答應他們貪得無厭的條件，現在還想以退出股份來威脅我們，似乎不惜要把京城游樂園變成一個爛攤子甩給我們。這簡直和敲詐勒索的流氓無賴沒有兩樣了。現在，我們是年前最后跟大家通報一下情況，希望把各種觀點和疑問都拿出來充分討論，統一思想，達成共識，看看能不能找到對付日本人的辦法。”

　　趙書記的話音剛落，會議室里靜得能聽見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連窗外呼嘯的北風，都像是被這股凝滯的氣壓逼得沒了聲響。

　　二把手章區長環視了一下與會人員，又繼續補充道，“當然，對日本人的無理要求，我們是堅決不能答應的。這是不可以商量的底線。如果我們妥協，不說沒法對市里交代，沒法對老百姓交代，更是等于向所有的外商傳達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區政府是可以被敲詐的，是可以勒索成功的。這勢必導致惡劣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將會面對無休無止的同樣行為。”

　　這時，趙書記又接過話來說，“同志們，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事實。這件事要是我們軟了，連我們自己心里這關我們也過不去。即使上級不追究我們的責任，難道我們自己能當做沒發生過？后半生怕是我們要一直活在羞恥當中。”

　　領導把該說的話都說完了，態度的傾向也很明顯。

　　那就是這次要硬剛到底，絕對不姑息養奸，慣小日本鬼子的臭毛病。

　　對這一點，大家當然都舉雙手贊成。

　　沒人是受虐體質，想被這樣給外國人欺負的，特別是讓小鬼子欺負。

　　但關鍵問題就在于怎去剛，以及因此連鎖產生的后果以及善后工作。

　　很顯然大家都沒有什么成熟的計劃，所以一時間，大家都沒有說話。

　　尤其是和這件事密切相關的幾個責任人，他們雖然無比迫切能夠解決此事，卻苦于沒有辦法。

　　因此個人的臉上，都寫著同一種情緒——憤怒里裹著焦灼，焦灼里又藏著一絲無可奈何。

　　比如說坐在區長左手邊，主管商業口的許副區長，指尖夾著的香煙燃了半截，煙灰簌簌往下掉，他卻渾然不覺，只是眉頭擰成了一個死疙瘩。

　　還有龍潭旅游開發公司的總經理曹建偉，臉漲得通紅，嘴唇翕動了好幾下，像是有一肚子委屈要往外倒，可話到嘴邊，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此外旅游局有個年輕科長，也是一臉血氣方剛，他手里的鋼筆攥得發白，好幾次都想站起來拍桌子，卻被身旁的副局長悄悄拽了拽衣角給攔住了。

　　至于園林局派來的代表，因為是一個女同志，表現得更加不堪。

　　她似乎從沒經歷過這種劍拔弩張的場面，只低著頭默默等候著，都不敢抬頭看人。

　　倒是區里負責建筑口的周副區長因為和這件事關聯不大，更敢于暢所欲言。

　　“要我說，我們干脆開始準備材料，去法院起訴吧，他們日本人畢竟和我們簽了合同沒又沒做到，理虧的就是他們。我就不信，憑游樂園那么多游客，這樣的情況還能賠本兒？再說這可是咱們的地方，去法院告他們的話，一告一個準兒。咱們就不可能會輸。”

　　他這個拋磚引玉很是成功，在場的不少人都響應似的贊成起來。

　　“對對，告他們去，讓日本人把欠咱們的利潤都給補上。”

　　“是啊，日本人不老說商業規則嘛，咱們就用商業規矩辦他們。”

　　“就是啊，我記得合同里還有賠償條款呢，咱們再找找，看看日方到底有多少事沒做到，讓公檢法的同志給咱們狠狠罰他們……”

　　趙書記和章區長看上去也似乎很滿意。

　　趙書記欣慰的點點頭，而章區長是馬上點將。

　　“小曹，你是合資公司的中方經理，也說說你的看法。周區長這個建議，能讓日本人低頭嗎？”

　　于是龍潭旅游開發公司的總經理曹建偉也不能不說話了。

　　“書記，走法律渠道我其實也想過，但打官司關鍵還得收集證據。證據站住腳，勝訴才有把握。不過，這件事麻煩就麻煩在游樂園的財政大權都掌控在日本人手里，連一個咱們的人都沒有，咱們接觸不到真正的賬本兒啊。要是日本人拿記賬簿糊弄咱們，我怕法院也沒法分辨，畢竟設備什么的都是人家，人家隨便填個數，說是從日本聘請技術人員或者更換零部件的維修款，咱們也沒法挑他們的毛病……”

　　“這他媽的算什么事兒！”

　　趙書記當時就罵娘了，“仗著技術領先，擁有現代化的游樂設備，他們就可以這樣欺負人了？”

　　“老書記，您可千萬別動氣。”

　　章區長趕緊勸慰了一句，隨后又看看曹建偉，問道，“小曹，你認真想想，咱們能不能找到什么辦法，去搞到日本人的真正賬目。他們的財務人員畢竟也有不少京城本地人，當初也是你們負責出面招聘的，總不能真是鐵板一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