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生產隊的副業的確很多，我去公社那邊開會，好多人都問我關于紅旗生產隊的事。”陳自強道。

他是大隊長，偶爾會去公社開會。

同一個級別的，其它大隊的隊長，大隊書記之類的干部，會問他關于紅旗生產隊的事。

招待所，食堂，再有小賣部，飯館，等等之類的。

他很自豪。

“那是肯定的，咱們生產隊別說在花山公社，就是在別的公社，那也是相當有名氣的，好多其他公社的領導干部都到咱們公社這邊來參觀過，甚至還有在招待所里住過的。”陳洪興笑著說道。

“先前還說招待所建的這么好，有這么多房間，可能會造成浪費，結果并沒有造成浪費。”

“就是食堂，也有好多人過去吃飯，比公社那邊的招待所還要熱鬧。”

說到這，他停頓了一下，看著陳浩，“就是有個問題，有些同志反映，說我們招待所的住宿價格貴了些，食堂的飯菜貴了些，建議咱們把價格往下面調一調。”

“價格不調，這個價格已經很公道了，畢竟咱們提供了不錯的服務，從環境，再到服務人員方面，都比其他的招待所要好不少，既然提供了好的服務，那在價格方面自然也會有不同。”陳浩說道。

“等后面到紅旗生產隊這邊來參觀的同志更多了，這個價格還得要往上調，至少住宿的價格肯定是要往上調的。”

“說不定到時候還得要村民家里騰出一些房間，接待過來參觀的同志，當然，肯定不是白騰房間，住在村民家里的同志，肯定也是要付房費的。”

第1個吃螃蟹風險很大，但回報也很豐厚。

搞分田到戶，搞副業，競爭的對手少，再一個就是名聲大，好多人都只記得住第一，很難記住第二，第三。

“得請公司的領導過來，就分田到戶的情況做個儀式，做個宣傳，紅旗生產隊的名號就會出現在各大報紙，各大新聞里頭，不僅只是在周邊有名聲。”陳浩補充道。

“這個好，到時家里又能多添一份收入，要是他們愿意在家里吃飯，還能給他們炒點菜，收入還能更多些。”王紅梅說道。

她如今一門心思都轉到經營里頭，對陳浩說的這些很期盼。

就指望過來的人多些。

心里頭也在盤算著，自已家里能不能安排過來的同志住宿，一個人該收多少錢。

“進村的路得要加寬些，最好是再做個硬化處理，過來村子的人多了，路壓的不成樣子，尤其是下雨天，坑坑洼洼的，到處都是泥巴，有拖拉機和卡車路過，就更不成樣子。”陳傳福說道。

“你的這個提議很好，沒錯，進村的路得要修，要加寬，要做硬化處理，不能還是泥巴路，太影響觀感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講究一個態度，態度從哪里看？無非就是表面的一些東西，放在人的身上，就是穿著打扮至少要干凈利落，衣服有補丁，舊一點沒有關系，但不能邋里邋遢，放在企業單位上頭，態度從哪里體現？就是企業的廠房，工具設備落后些，舊些，都沒有關系，但廠房至少要干凈，里頭的職工穿戴要整齊，要統一著裝。”陳浩點頭。

“這就是態度。”

“放到紅旗生產隊，修路的問題上，也是這個道理，路一定要漂亮，要加寬，要硬化，兩旁還要種一些樹，最好是能搞個雙向車道，進出不同道，這樣既美觀又實用。”

要致富先修路，這個話陳浩是非常認同的。

路不修好，不平坦，運輸就成問題，通行就成問題。

再一個就是有別的地方的同志和領導干部過來，最先看到的就是路，是房子，這些容易被視線捕捉的東西。

攝像拍照，宣傳，也需要這些東西。

無論從哪方面來講，路修的漂亮些肯定是沒錯的。

“咱們生產隊到大路沒多遠，這會兒又正是空閑的時間，可以號召村里得勞力一起行動，聯系砂石場，拖些砂石料過來，做硬化，今年冬天就能把這個事干下來。”陳洪興說道。

“光靠咱們生產隊，人還是少了些，可以把周邊的生產隊得青壯勞力都喊過來，一起幫忙，給他們算工錢，不白干。”陳浩說道。

“跟公社那邊打聲招呼，讓公社的領導發話，通知周邊的生產隊出人，出牲畜，幫著將進生產隊的路給修一修，材料錢咱們自已出，人工的費用可以省下來。”陳自強道。

他想要節省點，以公社的名義下文件，讓其他生產隊過來幫忙。

“這么做肯定不行，不合適，會遭人恨。”陳浩擺擺手。

沒有贊成陳自強的這個提議，“這走的還是老路子，一平二調，的確是能節省費用，還能夠號召到更多的人過來幫忙，但卻是強制的。”

“人過來幫忙，什么好處都拿不到，被公社領導壓著過來，心里肯定是有怨言的，這股怨言不僅針對公社的領導，還會針對紅旗生產隊，平白樹敵，而且得罪的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幫。”

“經營生意最忌諱的就是得罪太多人。”

“得要算工錢，而且工錢給的還要比他們在生產隊分工分時要稍微高出些，這樣往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更多的人幫忙的時候，才能喊得動人。”

這會兒有義務工，說白了其實就是勞役。

受老大哥‘勞動義務制’理論的影響，我們這也有，義務工被視為一種生產管理體系，初期雖強調自愿，但后期強制性越來越明顯。

尤其在積極性消退后，勞動義務常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實施。

修鐵路、水利、電站、植樹造林、防汛等公共事業，農民是沒有拒絕的權利的，都要去。

十多年后，也就是1991年，《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出臺，以法規形式明確了義務工的定位，規定每個勞動力每年承擔義務工不超過7個，允許因病或傷殘減免。

直到2003年，全國才推廣取消農村無償用工制度，義務工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如今是1978年，離著2003年還有25年的光景。

“除了分田到戶，修路的事，別的地方也要抓緊。”陳浩道。

他開始做出更加具體的布置。